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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却有巨大的影响。
为了掌握中央军权，他组阁后，首先罢军谘府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载涛和毓朗，而让昌和徐世昌接替。摄政王载沣虽然丧失权力，仅存虚位，但名义上仍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且，控制着禁卫军一万多人。袁世凯对此仍不放心，在朱尔典的帮助下，他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载沣交出“监国摄攻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又由隆裕太后申明“家法”，亲贵不得预闻政事。于是，“百僚震恐，无敢异言”。袁世凯乘机调冯国障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并将禁卫军炮队全部调援山西。不久，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而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经过如此一番布置，他就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成了他手中可供随意摆布的傀儡。
帝国主义者对袁世凯掌权几乎一致拍手叫好。在他组阁的前一天，朱尔典兴奋地向英外交部拍发了一个急电，要求为“新政府”捧场。１５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复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9＇驻北京的公使团不仅积极活动给袁世凯以财政援助，并且在１１月２３日作出“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机会”的决议，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巩固地位。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一切用武力挽救这个国家（清王朝）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10＇它们便勾结袁世凯，加紧策划政治阴谋，以便扑灭革命烈火。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１８２。
②张蓉初译：《红档杂志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３３５。
③《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１年，中国第一号，页５５。
④克罗莱（ＩＩ．Ｃｒｏｌｙ）：《司戴德》（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２５年版，页４１８。
⑤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２９４。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张国淦：《洪宪遗闻》。
⑧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６、１７。
⑨同⑤，页３０７。
⑩《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五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同此）
＇1＇《冯国璋致寿勋函》，宣统三年九月四日。见同⑩。
＇2＇《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同紒紜矠。
＇4＇《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5＇同⑥。
＇6＇《汉口灾民致上海商会函》。
＇7＇《袁世凯致冯国璋电》，宣统三年九月。
＇8＇《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
＇9＇同③，页４０。
＇10＇同③，页５８。
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
袁世凯在北京稳住阵脚，便回过头来全力对付革命党人。凭着多年反革命的政治经验，他深知此次革命决非偶然，更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扑灭的。所以，他出山时就表示要以所谓“文明”手段“对待民党”。他的所谓“文明”手段，就是通过谈判，“招抚民党”。①
“欲取先予”，这是一切政治阴谋家的惯伎，袁世凯也颇精此术。他在彰德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有“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二条，就是专为向革命党人买好的。过了几天，他又指示幕僚刘承恩致书黎元洪，②转达他“早息兵争，以安百姓”的一片心意。为了迎合革命党人“反满”的愿望，他把自己装扮成汉族利益的维护者，在信中说：“况兵者汉人，蹂躏者亦汉人，我汉人胡为自相屠戮”；“阁下及诸英雄……或则有要求，即转达项城，筹策维护。诸公大才，不独不咎既往，且可重用共襄国事也。”③当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他于１１月４日亲到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及统将详细筹商”，“一面出示晓谕招抚”④，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提出实行君主立完，早日和平了结。１１月８日，黎元洪回信，拒绝君主立宪，但明确表示如他赞助共和，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
袁世凯觉得诱和有了希望，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于１１月１１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下，黎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刘、蔡枉然而返。
袁世凯仍不死心，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１１月２０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谈判地点在俄国领事馆，俄国领事敖康夫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充当谈判的“中间人”。刘承恩说：“宫保（袁）之意以为鄂军此举系改良政治起见，现今政府所有皇族执政之员均已更换，将来政治改良进步必易，定可为君主立宪之国。至于前次所云必须另建民主一节，终非完美办法。已闻某国已准备十万精兵，借口保护东亚邻邦，并有向某亲王云及包为平治地方并保皇室平安等语。倘故为激烈之要求，恐惹起惨烈之干涉或许保护之事，则中国前途大有可危。是以命我前来向诸公恺切劝谕，不必为过激之举，早日和平了结为是。”孙当即反驳说：“清政府已失全国之信任，袁宫保向来明达，如此大事已定之时，必欲推戴满清为君主，不独鄂省一方面不表同情，恐各省国民及热心志士亦将不能俯就。好在我等虽不认满清为君主，必仍保其安富尊荣。至于外人干涉等语，此系恐吓小孩子之话，况国际公法载有明文，岂堂堂袁项城素称大人物而不明此理！”⑤
双方从下午６点辩论到晚上１１点，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刘承恩立刻将谈判经过禀报袁世凯。
“不学多术”的袁世凯，一手牵着多条议和的线。在刘承恩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同黎元洪谈判的时候，他利用杨度等人向革命党人展开更为狡猾的政治攻势。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阶级力量对比对革命愈来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却害怕起群众来，不敢率领群众无情地扫荡封建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凯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晴。错误地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这一切自然使这个一贯抱实用主义的野心家大为动心，认为有机可乘。他立即改变策略，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只好“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⑥
由梁士诒和杨度介绍，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新从刑部狱中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据当时呈报袁世凯的一份说帖记载，袁克定曾向汪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并要求汪质商于南方革命党人。
接着，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杨度串通江精卫于１１月１５口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⑦在此以前，唐绍仪也“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⑧由此可见“国民会议”是袁党一系的主张，而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使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蒙篡权的恶名。正如唐绍仪在稍后南下议和时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⑨
１１月下旬，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则不同意讨论这一重大问题，有的人认为应先请袁世凯到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