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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恣意加重旧捐税。自１９０３年加抽烟酒税，烟酒一斤收税十六文（至１９０７年又改收银一分四厘）。每年刮得银八十万两。长芦盐每引加价四文，实交银一两二钱，每年刮得银七十万两。又以“整理永平七属盐务”为名，巧立名目，“化私为公”，每年刮得五十万。到１９０９年长盐课每年总计刮得五百十七万两，约占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
（２）滥增新捐新税。１９０３年奏定“开办印花税试办章程办法”八条，禁例十条，规定民间买卖契约等都要贴印花税，有应贴不贴或所贴不足者，一经查出，照偷漏数目罚款二十倍。从当年４月试办，原计划每年刮得一百二十万两，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未能全面推行。１９０４年设立“督硝公司”，开始向硝户征税。次年又成立“渔业公司”，征收鱼船捐和鱼税。渔船按大小纳捐分为六级，由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鱼税值百抽三”，“一买一卖共得六分”，“贫苦之民手提网罟打鱼只得三四斤者”，“必勒令完税”。②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自治捐、房捐、妓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不是直接间接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杨士骧于１９０９年所供认的：“近则新政迭兴，用款日巨，如学堂巡警等费，亦无不取给于民，大县岁需六七万串，小县亦需二三万串……而民间担负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③
（３）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清代“赋有常经，差无定额”。袁世凯不能直接增加田赋，便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变相增加田赋。如定县每亩附加税增长指数，１８９９年为１００，１９０３年增至１３７．７８，１９０７年达３５５．５９。④各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由此可以想见一般。至１９０９年直隶田赋实征达三百十六万两。在徭差上袁也打主意，直隶为为近畿省分，本来徭差“繁剧”，他又命令各州县加征，使民间岁出徭差一项，大大超过额征粮银之数。而且由于“劣绅痞棍包揽把持，从而分噬，公家有一分之差，民间有倍蓰之费”。⑤
（４）强夺“中饱”。１９０２年９月，袁以“整顿吏治”为名，奏请从１９０３年起将各府优缺优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酌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刮得银约三十万两。此后他还上奏西太后，宣传“提中饱”是广辟财路的妙法。西太后怦然动心，立即命令各省仿照办理。这种“提中饱”的办法，表面上取之于官，有人谑称为“抽官捐”，实际上仍是刮之于民。当时《中外日报》就指出：“为官者亦知朝廷既分其肥，则此事不足复虑，朝廷取其一，而彼且征其百，自此以往朝廷再无可以约束官吏之权，小民亦再无可控告之法，吏治不修，民生穷蹙将十倍于今日。”⑥
（５）摊派公债。１９０５年１月，袁世凯奏请以银一百二十万两作抵，发行公债四百八十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举办的公债。其中一部分硬行摊派天津、保定绅商购买，大部分则由外国银行或洋行贷借。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举借外债。
其次，袁世凯还大力经营路矿企业。北方各省的路矿企业大都是李鸿章创办的，大买办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是全权经纪人。李死后，盛想继续把持，而不愿拱手交给袁世凯。袁恃强巧取豪夺，全部接收过来，并加以扩充。同时，在此基础上他还主持创办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
（１）夺取经营铁路的权利。自１８９６年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起，盛宣怀一直担任督办大臣，他通过出卖利权，举借外债，大发横财。袁世凯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利薮，况且铁路又被视为“新政之主脑”，自在必争之列。１９０２年１月他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８月又担任了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经他荐举，１９０５年１２月唐绍仪兼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无事可作，终在１９０６年２月被裁撤。１１月，清政府改定官制，新设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为左右侍郎。当时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１８６９—１９３３），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１８９４年中进士。１９０３年考经济特科，名列一等。当年由唐绍仪荐引入袁幕，前后担任唐绍仪的铁路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等要职。他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为历任尚书所信赖。１９０７年，他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其属下有叶恭绰（誉虎）、赵燧山（庆华）、龙建章等一帮广东籍官吏。民国以后，在北洋军阀中他能自成一交通系，操纵左右时局，实发轫于此。
自经营铁路的权力转入袁党手中后，铁路借款和收入便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如关内外铁路营利，规定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作为借款担保，不能提用。袁接办后，经汇丰允许，每年从营利中提二成拨归北洋，为办铁路巡警等费用。其余存款只要经汇丰同意，也可“任便挪用”。１９０４年营利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其中有一百三十万两为袁挪用为练兵费，“以济眉急”。⑦
（２）夺取轮、电两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也是盛宣怀久久经营的企业。为了尽快控制这两个企业，袁世凯于１９０２年底趁回项城埋葬其生母刘氏的机会，取道信阳，专程到南方走了一趟。他先到武汉会晤鄂督端方，参观汉冶萍铁厂和兵工厂，又乘船到南京，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晤商，旋赴上海会晤盛宣怀等，商谈招商局、电报局事。袁世凯借口两局附属北洋，于１９０２年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１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把电报局接管，派杨士琦到上海为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办。两局每年向北洋报效官款。以后，袁氏还企图把两局“改官办而不还商本”，实际上就是打算吞没盛的股本。盛施展买办手腕，鼓动一些股东“以股票让外人”，然后又故意出面调停，这才打消了袁的主意。
（３）开平煤矿为李鸿章所创办，“虽有商股，实同官产”。１９０１年该矿督办张翼以“加招洋股”为名，将矿出卖给英商。次年，袁世凯奏劾张翼擅卖疆土，革职查办，并企图乘机将该矿夺到自己手中。由于英商反对，终未能实现。日俄战争后，中国各地开展收回矿权运动。长芦盐运使周学熙因建议袁氏速办开平附近矿区，以与英人竞争。袁对此深表赞许，乃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周学熙（１８６５—１９４７），字缉之，安徽至德人，为周馥第四子。１９０１年在山东投靠袁氏，曾创办山东大学堂。次年，随袁至天津，首创工艺局，开办官银号、北洋造纸厂、劝业铁工厂及高等工业学校等，一跃而成为北洋集团实业界头号人物。时人有“北周南张（謇）”之称。滦州煤矿公司于１９０７年５月正式成立，为官督商办，共集资本约三百万两。⑧除由袁世凯一次拨给官股五十万两外，另加学款三十万。其余“商股”大多是北洋文武官吏。袁氏以北洋大臣的政治力量，多方扶植，与开平矿作业务上竞争。至１９１２年６月，由朱尔典撮合，开平、滦州两公司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袁克定任董事长。在筹办滦州煤矿公司的同时，袁世凯还以收回矿权为名，将原来临城矿务局总办钮秉臣、会办龚照屿和比利时商人、芦汉铁路总公司代表沙多（Ｍ．Ｊａｄｏｔ）订立的办矿合同作废，并惩办钮、龚二人，而另派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比商谈判。唐去职后，由继任津海关道梁敦彦接商，于１９０５年签订合办合同。⑨袁世凯又派梁敦彦与德人汉纳根（ＶｏｎＨａｎｎｅ－ｋｅｎ）谈判，中德合办井陉煤矿。梁氏离职后，由梁如浩继续接商。后来，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委派津海关道蔡绍基为井陉煤矿督办，道员李顺德为总办，并于１９０８年４月与汉纳根签订合办井陉煤矿合同。⑩另外，原由李鸿章控制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也转入袁世凯的北洋官僚之手，由张莲芬主持，辛亥革命后，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等都是该矿的大股东。
以上这些煤矿都要从营业额中抽百分之五，报效北洋。同时，在运费和杂税等方面都享有很多特权，因而可以获得高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