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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巡警
１９００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１９０２年５月，他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①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１９０３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
袁世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１９０５年９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一面建议设巡警部。１０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④次年１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宫廷的动静也在被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袁对京城的政治行情一清二楚。在揣摸西太后的旨意，“得君行权”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形成所谓“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而使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中经常占上风。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３５，页６。
②《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③十丈愁城主人（毓盈）：《述德笔记》。
④同②，１９０７年２月６日。
⑤《汤觉顿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８年４月。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７０。
废科举，兴学堂
袁世凯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①他鉴于旧式的书院已经过时，不能满足需要，便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
早在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清政府曾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当时，袁世凯还在山东，便抢先拟定学堂章程，聘请美国人赫士（Ｗ．Ｍ．Ｈａｙｅｓ）为总教习，于１１月１６日在济南试办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它成为后来各省举办学堂的榜样。袁世凯到直隶后，又延聘日本人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制定创办学堂的计划。１９０２年５月，先在保定办起直隶大学堂，聘美国人丁家立（Ｃ．Ｄ．Ｔｅｎｎｅｙ）为总教习。８月１１日又奏设学校司，分置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及编译三处。同时创设师范学堂，考选举人、秀才作学生。还命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各府设中学堂，州县设高等小学堂，村镇设初等小学堂。１９０３年４月，又以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为基础，在天津成立北洋大学堂，派日本留学生黎渊为总办。与此同时，他又奏请普及游学。并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以赴日本者为最多。如１９０３年北洋派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共计６０人，仅次于湖北（８１人），居第二位，占全国所派官费生２７９人的五分之一强。②其中仅８月一次就选派举人或秀才吴鼎昌、高步瀛、王振等二十名赴日留学。甚至他自己也曾扬言要赴日本去访问参观。
１９０４年初，清政府批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在全国推行。各省都办起一些新式学堂，而以直隶、湖北、江苏、广东、四川为多。但当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人们对学堂仍然观望。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于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３日奏请递减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兴办。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又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③他们的理由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而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危迫情形”，“化群疑而消积侮”，不仅使各国“刮目相看”，未敢存“轻侮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④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废科举的主要目的是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使大清王朝“转危为安”。⑤可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朝士攻之尤力”。⑥但是，清政府认为袁、张“所陈不为无见”，并于当年１０月下令自丙午科（１９０６年）开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⑦１２月６日，又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管理和推广学校。从此，学堂的发展更为迅速。至１９０６年６月，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⑧
遵照清政府颁布的办学规定，这些学堂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形式上都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学校的一般特点。中等以上学堂，大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总教习和教习，其中以日本人最多。一般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有数学、物理等“西艺”课和外语课。但学堂所注重的仍是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小学的主要课程有“读经讲经”，中学则必须读完《左传》、《周礼》、《孝经》、《论语》等十经的节本，高等学堂也都有必读的经学课。总之，“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