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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用肯定的语气告诉记者：“我已经得到所有同事的支持，每一位都希望能在他们自己的岗位，做他们自己的工作。我自己非常有信心，我们不单止可以维持香港现时发展的轨迹，亦可以维持香港的稳定，更可以做好竞选运作，使到我们能够产生一位新的行政长官。”
曾荫权身上的优点和优势，不仅对他代理行政长官处理好香港的事情有利，对处理好香港与台湾的关系，也有利。曾荫权一生多半时间做公务员，同台湾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没有太多包袱，处理港台事情不会顾虑重重；他思维敏捷，悟性强，在坚持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两岸和平统一的原则下，对具体事情懂得灵活变通，有助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5．接棒后的治港理念
曾荫权在接棒后，就阐述自己对未来治理香港的想法。他说：
我经常提到我称之为香港成功的四大支柱：法治，为商业活动提供的公平竞争环境，行政部门廉洁高效，信息流动畅通无阻。对于这些价值，我们决不会妥协。
我在香港做公务员已有30余年。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与我共过事的人中，以服务香港为动力的大有人在。四十年前我初入政界时是如此，四十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
过去几周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重大的时刻之一。也就在这一期间，我坐上了香港代理行政长官这一让人坐立不安的位置，感受到的巨大责任，难以用语言来描述。
香港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增长。我们能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我们有种种制度来为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其中包括我们立法、司法、行政分开的法律制度。此三权独立运作，但又同为一体。总之，我们的政府制度与大多数政府制度类似。
但是，香港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色。如在“全球化”成为流行语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紧密融入了世界市场，因此我们的政府非常善于放眼全球，具有很强的国际化思维。我们的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里有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如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印度。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三节、初步阐释治港理念（4）
此外，我们的终审法庭也汇聚了一些来自奉行普通法的国家的精英人士。我们有大量的外籍人口，并拥有全球最大的领事使团。国际工商会在政府咨询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的基本法甚至允许外籍人士通过选举，占有五分之一的议会席位。
香港的世界主义早就在我们执政方法里播下了宽容、尊重的种子。其结果是，我们一直致力于以对话和妥协来平衡公共事务里比比皆是的不同要求和观点，并视之为唯一途径。善政并非竞争，与输赢无关，也与谁的观点、意志取胜无关。善政就是为整个社会做出最佳决定。
如此一来，在很多时候，妥协便不可避免。事实上，随着香港社会的日益成熟，香港也变得更为复杂，社会更为多元，也更具多样性。这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再孤立地看待问题。政府运作需要精简增效、扫平障碍，并消除分工太过琐细的情况。这一任务相当艰巨，因为我们的一些制度已经存在了多年，且多有法律保证。
当然，实用主义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善政也意味着坚持核心价值。我经常提到我称之为香港成功的四大支柱：法治，为商业活动提供的公平竞争环境，行政部门廉洁高效，信息流动畅通无阻。对于这些价值，我们决不会妥协。这种妥协将标志着香港灭亡的开始。
回归祖国后，我们又多了基本法的保障。基本法赋予了“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高度自治”原则法律效力。
善政还要求与公众分享政府对未来的展望，这是公共政策背后的目的和思路。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使香港发展成为亚洲的国际都会。亚洲国际都会这一简短提法无所不包，涵盖了我们从事的各种公众事务和经济活动，包括了从国际贸易到艺术、文化、旅游业等的各个领域。
基本法体现了我们对未来的这一展望，为香港未来5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赋予了我们自由与力量，使我们能够自力更生地将香港建设成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同时，基本法还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力支持。因此，基本法对管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至关重要。
应该说，在很多领域，如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通信技术、旅游业方面，我们香港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在地方报纸上读到有关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方面的报道。即使别人觉得我们还没有达到国际都会应具备的标准，我们也应该为人们对我们的高标准要求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一直保持高度警觉。
也许有人觉得这番话听起来不够真诚，但香港的官员们都肩负着一个同样的任务：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我们的职责是为了我们大家，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在这里，没有隐秘动机，没有钱权交易。这是一个繁重而庄严的任务，可能今天令你振奋激动，明天又让你灰心丧气。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在社会里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我们的荣幸。我知道绝大多数曾与我共事的政府官员、议员、法官和公务员都会同意这一看法。
6．努力推动港珠融合
1998年8月，成功抵御国际对冲基金对香港股票市场的冲击。也在这个时刻，他认清了祖国大陆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当年中央向香港提供实质支持，向香港金融管理局购入200亿美元债券，令金管局有更多现金与国际炒家对决。更重要是中央表态支持香港政府动用外汇基金入市，同时在中国数千亿外汇储备的庞大后盾下，国际炒家自然有所忌惮。
特区政府一名局长级官员私下对本报说，以往在英国的管治下，香港政府官员与内地绝少交往；1997年回归之后，首先突破这个惯例，明确表示要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的政府高层，便是曾荫权。
观察人士指出，香港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经济开放程度高，极易受到冲击，产生金融风险。曾荫权担任多年的财政司长的政治生涯，以及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对其下一步发展是一个重要砝码。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三节、初步阐释治港理念（5）
董建华曾说，落实“一国两制”，他和香港市民走了“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正如董建华所言，现时香港的经济已经处在回归以来最好的时期，但要巩固这些成果“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很大的力气才可以”。他说，广东对香港来说是太重要了，香港对珠三角也非常重要。“粤港合作现时的基础非常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粤港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所以我对粤港将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港澳问题专家亦指出，尽管香港的经济形势现在呈上升势头，但仍有多项问题亟待解决，如财政储备的减少并出现严重财赤，人力资源错配、失业率仍处于历史的高位，经济转型仍未完成等等。而在施政理念以及市民对政府信心的恢复方面，政府仍需积累经验，包括对危机的应变和处理能力。
事实上，曾荫权亦一直非常重视与内地的合作，他本人曾多次代表特区政府参与与内地的经贸活动。2005年１月，他就前来广州参加“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曾荫权。其时，他正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合作。据了解，去年１２月，曾荫权亦率领香港商界前往汕头及梅州考察，探索商机并促进经济合作。而在2005年５月，香港准备举行“粤港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会”，一方面鼓励和协助内地企业来港投资和上市，另一方面帮助本港企业打进内地市场。
曾荫权除了是香港最高级、最资深的公仆之外，还是香港最重要的推销员，在他任内出国不知凡几，向外推销香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便是1998年香港政府入市之后，他便到法兰克福、慕尼黑、海牙、阿姆斯特丹、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伦敦和爱丁堡等地访问，除了向外界解释港府的干预行动外，并会为建立抵御对冲基金再来犯的国际秩序探路。
另一轮重要的外访，便是近年他与珠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