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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名称是“首届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东道主是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学；而通力联合筹办的是威大的周策纵、加州大学（ 伯克莱 ）的白区（ Birch ）、哈佛大学的韩南（ Hanan ）和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四位教授。威大校长沈艾文（ IrvingShain ）为主席，研究院长博克和文理学院院长克罗农，皆为委员会委员。沈校长亲自致开幕词。应邀到会的分为五类人：外国学者、美国和加拿大学者、青年学人与研究生、威大教职同仁、威大校友。这还不包括记者等旁听席位。不在名单，为观光盛会而特别赶来的，也不止一人。如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吴屿教授。
周汝昌等三位中国大陆学者被列在“外国学者”项内。周汝昌回忆说，1978年当大会发起人周策纵来北京时，就拜访周汝昌，并共同商量要把俞平伯请去出席，终因俞平伯高龄有病而作罢；1979年秋赵冈又从美国到北京，吴恩裕表示愿意前往，但年底却不幸病逝，所以由陈毓罴替补。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中国台湾被邀请的有作家高阳，但高阳只寄去论文，人未到会，据说是由于台湾当局作梗不发签证所致。另一位台湾学者潘重规（ 1908—2003 ）到会，他是海外一个著名的索隐派老红学家，游走于台湾和香港地区。香港被邀请的学者是宋淇①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兼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但他临时因病未能到会，也是寄了论文。来自加拿大的学者是后来在中国宣讲古典诗词颇为知名的女教授叶嘉莹（ 1924年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 ）。与会正式代表共八十多人，开幕式有九十多人出席，提交的论文一共四十三篇，在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上，也算少见的大规模了。经历了多年闭关锁国和“文革”动乱的周汝昌，对在美国经历的一切，自然也是有新鲜感的。比如他说：
三十年与世界隔绝的我，对外国名词也外行得很了，例如红学研讨会“工作作坊”（Workshop）这个称呼，似乎国内还没有；周策纵先生在我印象中总是“大会主席”，一检名单，原来不对，他是会议的“工作作坊主任”。他来信说过，各方响应热烈，人数日益增多，原订的会场不够大了，又重新订了一个更大的。我到会时，见是一处很宽敞的大屋子，有讲台、黑板，就是一间大课堂，一切都很朴素，毫无装饰点缀。人坐齐了，时间一到，会议开始。
我不禁想：要是我们，起码得拉起一条几米长的大红布，——上面的字不但必然是白的，连那字体形状都是“一见如故”，千篇一律的；也许还有红绿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大会胜利召开！”“热烈欢迎来自……的红学家！”等等之类。不这样，那还叫“会”吗？！而且，“召开”一定是“胜利”，“庆祝”必然要“热烈”。就连“欢迎”（已然在“欢”了）也必须是“热烈”才行，否则“欢”就不够规格，对不起“贵宾”之驾临……。一个套子，板上钉钉，天经地义，仿佛天下的事并没有别样的。可在这个红学会上，却连一丁点儿“装潢”都没有。
事实上，“大会”这样的字眼，也是我在“行文”时用的，那里没人这样说。我想，那不很好吗？好在哪里？不是很感自然吗？难道张皇自大的习气，专门装样子的毛病，不亦可以休乎？因为没有了这种套套，事情照样办——而且也许会办得更好一些。（《 国际红学会 》）
周汝昌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这次会上最长的一篇，长达三万字，名为《〈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这是一篇考证性的论文，其中引用了许多一般人很难读到的偏僻资料作考证，其中心论点是说后四十回续书的出现有政治背景，乃高鹗奉乾隆皇帝的旨意有意为之，目的是扼杀改变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所体现的逆反精神。这个“大人先生操纵说”其实早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的“后记”中就已经提出，不过这一次是以非常具体的考证形式出现。
应该说这篇论文有很强的学术性，周汝昌也是下了大功夫的。但周汝昌似乎没有考虑到两点，一是这种以僻书资料为根据的立论其实不一定能让大多数人所认同，即使是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海外的，真正能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的人也是不多的。这难免让一般的与会者，尤其是那些以搬演西方时髦理论为长的学者们，会感到有些艰涩和恍惚，因而对论文的结论也就会半信半疑甚至认为是想入非非。其次，这篇论文的结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刚刚过去的中国“文革”中凡事都要“抓黑后台”的情况，这或许引发读论文的人产生一种简单的想法，认为周汝昌这篇论文是否也是受了“文革”思潮的影响。钩沉索隐的考据，所需功夫深巨，还要有和古人作心灵交流的研究者之本己体验，但对于阅读考证论文的人，是不是也能进入与研究者相同的思路、境界，那就很难说了。
但对于周汝昌来说，这是他多年思索考证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与“文革”的影响其实毫无关系，因为这至少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存在巨大思想、艺术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如果成立，则的确反映了历史上思想斗争的残酷和尖锐，以及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之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论文首先得到索隐兼考证派的老学者潘重规的称赞。另外，四十年以前燕京大学的老同学程曦教授，一度当过陈寅恪的助手，也对周汝昌的论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周汝昌在随笔中说：“他的高睨大谈的湖海豪气，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昨晚读老兄的鸿文，直到午夜后一点多，快两点，一口气读完了才得入睡！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 美红散记 》）不过也毋庸讳言，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原因，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对周汝昌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并不能真正“解味”的。特别是余英时① ，后来与周汝昌的红学观点还有进一步的学术交锋。
当然，在当日的研讨会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是节制而理性的，彬彬有礼的，也有不少有意义和有趣的插曲。周先生有这样一段忆录：
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和红学家。一见面就指着自己对我说：“我也是燕京的！”简短的话语，深情的含义。“燕京大学出红学家。”真的，国内的例子，不必举；到美国，不止一位老燕京。不想归途一回到（我国）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教授在夜里赶到机场迎接，初次晤面，几乎和余先生一样，宋先生也是向我先报燕京的“学历”。人，有各种情谊，如国谊，民族谊，乡谊，戚谊，友谊……等等，而校谊一层感情，也殊不在诸谊之下，只有到了一定的场合你才会感受深刻的。
余英时和宋淇，是海外研究红学提倡“文本”和“文学”角度最有影响的两位学者。余英时批评考证派红学，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倡导“红学革命”，并正面提出“《 红楼梦 》的两个世界”理论，在海外颇有影响，后传入中国大陆，也被不少人看重。余英时虽然是直接与赵冈争论的，但作为“考证派”集大成者的周汝昌，很自然也是余英时实际针对的论敌。而宋淇，虽然深入《 红楼梦 》文本实际而颇多独到的发明，如“怡红院的四大丫鬟”等，却也认为“新红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而忽略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以致造成了轻重倒置的现象”（ 宋淇《〈 红楼梦 〉识要 》）。这都与周汝昌的认知颇有差距。显然，无论余英时还是宋淇，都把曹雪芹和《 红楼梦 》主要看作“文学”、“文艺”领域的对象，即使有更深的意义，也只是“引申”而已。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自然会对考据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感到困惑和不满，同时也表明他们同样对红学发展的时段性、考据是进入文本的前提、红学的核心问题是区分“两种《 红楼梦 》”这些真正的“红学锁钥”感觉迟钝认识肤浅。而周汝昌，则是从中华文化这一更宏广的立场出发，将家史、版本等考证与小说文本的解读密切相结合，与余英时和宋淇大不相同。过了许多年，周汝昌先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一大问题 》（ 1992年第4期《 齐鲁学刊 》，收入《〈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的长文中正面与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