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钍廊耍怪悴剂鞔囊馑迹ㄋ笔笔怯姓飧鎏跫模茨贸鍪裁础俺桃冶尽崩雌凼阑笕恕�
周汝昌在后面更提出了他后来到80年代予以全面论述的“大人先生”操纵论，即认为后四十回取代佚稿而歪曲原著的思想精神有政治背景。
乾隆朝的统治者们，在收买、威逼、迫害、破坏种种伎俩都经使尽而仍然得不到曹雪芹的丝毫让步的情形下，便施展出最为阴险毒辣的一著：抽梁换柱，暗地腾挪，使之整个存形变质，并且“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还不惜工本，不但要为之寿诸梨枣，而且还要刻出“全部”来。
为了这一特殊使命，这要物色“人才”。这种人才要不显山不露水，能力还要混得过耳目，身份地位要能够知己知彼，才便于取中要害。物色的结果，差使落到高鹗（也是内务府旗人）程伟元二人头上。其成绩，就是后来一直传世的百二十回本的《 红楼梦 》。
周汝昌的这一论点又正好与“文革”时抓“黑后台”的潮流有相合之处，因此到“文革”结束之后，就有人讥评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是受了“文革”思潮影响所致。其实这种批评还是“轻薄为文”，太现成了一点。因为曹雪芹原著的思想之逆反和超前，确实惊世骇俗，而后四十回又的确“逆转”了原著的思想，消灭了其斗争锋芒，将其庸俗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而周汝昌又是从历史史料中作实证考据，进而得出他的论点，而并不是从当时的政治思想潮流作空泛的演绎。只能说周汝昌对曹雪芹的遭遇和《 红楼梦 》的命运之考察结论正好与当时的政治潮流有暗合之处，却并不能说其学术观点是来自于当时的政治潮流。
考据这种事本来是很难有百分之百的“铁证”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推测成分。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原著与续书的思想差异可能只是某种文化思想分歧的自然产物，而不一定有那么具体的政治背景，但至少，也不能排除周汝昌的说法是一种可能性，其理路思致，至少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这里最核心最实质的问题还是，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向度有着与胡适绝然不同的认知，也与一般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一般人的见解其实倒是和胡适比较接近的，因为曹雪芹写的是“奇人之书”，本来迥异于一般的见解。周汝昌更贴近了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精神实质，倒是曲高和寡的。像这样一些话，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符合事实而且切中要害的：
在高、程的续书中，有一条最基本的总方向和一个妙着：即是看清了曹雪芹的辙迹，把坐车子的眼睛蒙上一块布，然后把车辕子掉过头来，偷偷地但是尽一切可能“往回拉”。曹书中，处处离经叛道，蔑圣弃伦；在高续中，处处归结到纲纪伦常，忠孝节义。在曹书中，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由于喜恶大反一般“士大夫诸男人”之常，言论行为，时时可骇可异，所以才被人指目为“疯颠”，这是思想上的疯颠；到高续中，宝玉被“改造”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生理上的“失心疯”，或者略好些的时候，也是瘟头瘟脑，一切莫名其妙，挂着一副可怜相的昏虫。
《 后记 》中所着重的另一个“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问题，是鲁迅对《 红楼梦 》一些说法的理解。从1954年的“大批判”以来，就有人说周汝昌以鲁迅作“挡箭牌”，不肯承认错误，为自传说辩护。周汝昌从来没有接受这种批评，因为他的确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鲁迅的。在这篇《 后记 》中，更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申说。
关于所谓“典型”和“模特儿”的问题。周汝昌说：
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例如，他到底是怎样创造他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记得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所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高尔基的方法，要写一个工人或小商人，是观察了十几个、几十个工人或小商人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我觉得，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的共通规律，但中外古今又各有各的特殊之点，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文学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本身也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成果，从来也不曾也不会僵化和停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积累过程。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传统不同。不同的作家各自以他的世界观来指导和决定他的创作。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没有这个指导的非无产阶级作家更是不同。曹雪芹要想为了创造每一个妇女典型而必须概括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妇女，他在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的社会中，有没有和高尔基一样的那种收集原始素材的历史条件，需要具体地分析。（在那时候，像曹雪芹所写的那些阶层的妇女，是连面也不轻易令人得见的。）我觉得用高尔基来解释曹雪芹，就未必全部得当。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而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是用的一个一成而不可变的手法。
在后边，周汝昌就征引了我们前边章节已经引述过的鲁迅所说的“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在为自传说辩护，指出自己的自传说是合理的，与胡适自传说的“实验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师承鲁迅的。反对把高尔基的创作方法当作唯一的教条，也就是当时风行的所谓“形象”和“典型”理论。
在后面，又引用鲁迅的“《 红楼梦 》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等论述，说明鲁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后四十回续书把曹雪芹的原著内涵大大简化了，缩水了，“他已不啻为我们指明，如只看见‘婚姻’问题这个旧社会常有的小事情，《 红楼梦 》就被严重地缩小了，歪曲了，‘才子佳人’化了”。鲁迅对后四十回写贾宝玉成了一个“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表示诧异，周汝昌指出这是鲁迅“是如何感到其思想之庸俗不堪了”。
鲁迅的认识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性，那时还没有更深入的版本考证和探佚研究作前提，他对后四十回歪曲篡改曹雪芹原著宗旨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但他的思想家眼光也的确使他有所感觉。周汝昌没有像笔者这样表述，只是从正面发掘出鲁迅的思想闪光，这本来是一种写作的风格。后来有些批评者却说周汝昌曲解鲁迅以作自己的挡箭牌，实在只暴露了批评者自己的浅薄和轻佻。
总之，周汝昌的一切活动、说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运转，那就是辨明后四十回续书对曹雪芹原著的遮蔽扭曲，恢复原本《 红楼梦 》真正的伟大。倡导《 红楼梦 》新版本是如此，修订《〈 红楼梦 〉新证 》也是如此。他的考证是为了思想和艺术，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所以，在《 后记 》的结尾部分，又有对林语堂（ 1895—1976 ）的尖锐批驳。林语堂的《 平心论高鹗 》于1969年12月1日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是一部为后四十回大唱赞歌的代表作，其中又点名批评周汝昌崇曹贬高，而且话说得比较激烈。这就难怪周汝昌要予以回应了，而且语气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最后说：“林老爷以为谩骂可以吓倒人吗？现在本书批高的论点又摆在这里，绝不掩饰。有哪一点怎么不平心，我愿意拿这个再来衡量衡量林语堂的‘平心’标准尺，到底是个什么公司的产品。”
周汝昌的这篇《 重排后记 》写成于1974年10月1日前夕，但书出版已经是1976年4月。而林语堂在1976年3月26日即病逝于香港。所以林语堂并没有看到周汝昌对他的回应。
周汝昌认为曹雪芹著《 红楼梦 》的遭遇是有政治背景的，认为《 红楼梦 》绝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而具有深刻的哲理和思想性，认为曹雪芹的艺术造诣是登峰造极的，认为后四十回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十分低劣，而且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一切自然会和毛泽东的气质、想法产生某些微妙的共鸣，也巧合地和当时的政治运动非常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站在超越的立场上鸟瞰，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奇观。对《〈 红楼梦 〉新证 》在1976年出新版这件事，我们应该拨开模糊而又诡异的政治烟云，领略其历史的神韵。
周汝昌对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