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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 〉》；同时还有年初王少华在南京太平门内金星桥三十七号发现曹家的香林寺庙产碑，吴新雷随即作考证；1月吴恩裕、冯其庸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三回又两个半回己卯本散失部分并于3月24日《 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周汝昌从热衷自己的专业出发，向姚文元、江青写信要求关注《 红楼梦 》的研究情况，正好与毛泽东对《 红楼梦 》的高度喜爱相投合，也与江青、姚文元等“文革派”企图以读评《 红楼梦 》为由掀起新一轮政治运动的需要相符合。不管周汝昌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向中央上书客观上已经卷入了当时中国上层的政治运作，全国性的“评红”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红学资料的发现，校注《 红楼梦 》小组的成立，乃至由此小组发展成现在的《 红楼梦 》研究所，用《 红楼梦 》中的话来说，可以说“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周汝昌的中央上书中找到“契机”。
这从1976年专为中央领导人内部印制了《〈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也可看出。周汝昌1973年1月13日写给周祜昌的一封信中通报当时的最新讯息：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下达指示要印行一批《 红楼梦 》的书籍资料。经过层层传递，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人告诉我：包括甲戌本、戚序本两个本子（ 戚本用某领导人藏本为底本 ），李希凡的论红文集，我的《〈 红楼梦 〉新证 》公开发行，李和周的书各印行十万册。另有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及过去的考红资料汇编一束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重印，此四项要求年内出齐。周汝昌还回忆说，当时李希凡也很热情，既写来了表示“考证”也具有学术价值的补正意见，又特意给他写信，说《〈 红楼梦 〉新证 》再版的事，望宽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喜事”云云。周汝昌事后推想可能是指随后特印《〈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之事。
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从主体内容来说，主要是增加了大量实证材料，这些材料围绕着曹家家史、《 红楼梦 》的版本、《 红楼梦 》的流传影响等方方面面。它的学术价值由此获得，而且绝不会因时代意识形态背景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红楼梦 〉新证 》从此更加成了任何一个要以严肃态度搞红学研究的人无法绕行或回避的一本书。而写成于1976年3月的《 重排后记 》，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氛围和周汝昌的个人思想心态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不可避免，这篇《 后记 》留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痕迹。比如，文中有用黑体字排印的毛泽东和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对胡适有比1953年版更加严厉的“划清界限”的贬责；有对自己的自我批判。但是，应该说，在基本的学术立场上，其中的表述仍然是周汝昌一以贯之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扭曲。
《 后记 》一开始就称这本书是“怪物”，所谓“哪里有混杂着首尾三十年间的见解和‘文笔’的著作……说是旧书重印罢，它有了若干增删改动；说是新撰另作罢，其主体实又与旧无殊”。然后表明这个新版最重要的贡献是补充材料：“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 今本为第七章 ）本来就是全书中最为冗长的部分，可现在篇幅却又多出了一倍，在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个便便巨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状。为什么又要如此呢？认真地说，这本书里较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这一章。因此，我从一九五七年即曾动手单就这部分进行增订修改，工作未竣。这些年来陆续积累的资料，又有一定数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就这次重排也可续完前此未竟之功。如果它对研究者能有一些用处，就是我的莫大的欣幸了。……此外，若干章节后面有添进去的‘附记’，补充说明几个问题。再有，历年写的讨论《 红楼梦 》旧钞本，介绍清代较为稀见的题《 红 》诗词的文章，积有数篇，要说专为这个印制成书，那也是没有的事，因为不值得，现在集在一起，姑且称之为‘附录编’，置于卷末，聊备参助。”
在交代了对材料的补充情况以及对材料的某些理解之后，周汝昌重点谈了“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委婉却很坚定地表示了自己仍然坚持的基本学术观点。
首先，虽然有许多对胡适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如“胡适的立场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哲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实验主义”，“我的接受‘自叙传’说，不是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毫无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等等，却又叙述了胡适自传说与索隐派较量的历史轨迹，排列出诸家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实际上含蓄地暗示了胡适的“自传说”有其历史合理性。其次，周汝昌借着“批判胡适”的招牌，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了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的确存在本质的不同。
对于曹家的史迹，是否只有他考的那么“多”？我是很怀疑的。也坚不相信问题是什么坐吃山空的问题。在我当时的幼稚认识中，朦朦胧胧地感觉到《 红楼梦 》是我国文学中的一部特别奇伟而重要的书，它是和历史时代的某种大事、某种要义相关联的（这绝不是像索隐派所说的那样）。可是毕竟如何，自己又说不上所以然来。这就兴起了发愤自己探讨一番的念头来。越探讨，越证明事情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么一回事。离开历史去“考据”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一切，是个绝大的骗局和诡计。这个骗局和诡计的最恶毒之处，就在于他说的“《 红楼梦 》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而“平淡无奇”四字，尤其是要害之要害。
为什么说“平淡无奇”是“要害之要害”呢？周汝昌这样说，就是揭示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一个根本的分歧，即无论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动机，小说文本的性质，思想向度和艺术创造，自己与胡适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胡适认为曹家的败落是“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周汝昌则认为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背景，是关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历史风云变幻（ 当然绝不同于“索隐派” ）。而周汝昌的认识是从实在的历史考证中得出的，胡适的“考据”则是脱离历史的想当然。周汝昌认为《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空前高度，胡适却说“真价值”就在于“平淡无奇”。周汝昌说：
由于曹雪芹文章的巨丽，手笔的精奇，最初期的一些读者尚多买椟还珠，徒然震赏于它的物色繁华，只顾赞扬它的声情美妙；但是《 红楼梦 》前八十回一经问世，毕竟好似一颗彗星在空中爆裂，不只光芒如此之耀目，而且其冲击力是如此之巨大……
在两千年的我国封建社会中，能像曹雪芹这样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公开、全面、勇敢、坚决地反对“孔孟之间”“经济之道”的，这样全面怀疑和攻击封建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并不是很多见。
这种认知，当然和胡适是绝不相同的。我们在前边的章节中已经叙述过，周汝昌的这种认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因此，《〈 红楼梦 〉新证 》也就很自然地适应了当时的“批林批孔”的大形势，这就是为什么这部被胡适也大加赞扬的“考证书”在“文革”中居然被特许再印新版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红楼梦 〉新证 》是否恰巧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在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学术内容也的确揭示出了曹雪芹《 红楼梦 》原著的精神本质和审美特色。历史评判《〈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地位，并不在于它的某种历史际遇，而在于它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接近程度。
在《 后记 》中，周汝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与胡适另一点本质区别：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的认同差异：
另一件使我对胡适发生疑问的，是他把所谓“程乙本”捧出来让亚东毁去旧本重排“问世”，大事吹嘘。他是收藏甲戌本并且最早得见庚辰本的人，他凭借这种资本作了那一点“考证文章”高踞红学权威的宝座之后，就算了结，绝无半点将此两本公诸世人，使之广布流传的意思（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的），却拿出什么“程乙本”来欺世惑人。
周汝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