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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可向香港、东京找。我盼望你能看看这部六三二页的书。我买了几部，留了一部给台大。八月中台大教授吴相湘先生写信来说，“深感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老兄看了此书，一定也会点头微笑说，“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
1960年11月19日，胡适给高阳① 复信说：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 新证 》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 新证 》页三○~三七，便知我的《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我的敦诚《 四松堂集 》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 甲戌本脂砚斋 》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原本现在南港，你可以来看看）。《 四松堂集 》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页三四），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参考他的哥哥缉堂的跋）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这很有一些可以作深度阐释的空间。毛泽东与胡适，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人，为什么都对《〈 红楼梦 〉新证 》予以赞赏呢？这里面能找出什么样的“理路”？
胡适把周汝昌说成是自己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好‘徒弟’”、“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颇有些洋洋自得。言下之意，当然《〈 红楼梦 〉新证 》和《〈 红楼梦 〉考证 》是性质相同的著作了，周汝昌是完全继承了胡适的衣钵，而且是继承得最好的了。这与大陆上那些对周汝昌的批判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肯定的态度，一个是否定的态度罢了。
其实，无论是胡适，还是大陆上的批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错会了意。在胡适，未免“自作多情”，在大陆的批判者，是看走了眼。
胡适说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他暗暗表示谢意，是假批真谢，这当然也是对的。而且胡适还不知道，其实就是那些表面上对胡适有所贬抑的说法，也并不是周汝昌写的，而是文怀沙为了让书能够出版而作的技术处理，制造的一些“障眼法”。
《 炎黄春秋 》1998年第4期发表舒云《 批判〈 红楼梦研究 〉前后的文怀沙和俞平伯 》一文，其中说：“红学家周汝昌那时刚分配到四川大学当教师，要出版一本《〈 红楼梦 〉新证 》。文怀沙做了他的责任编辑，并用王耳的名字写了万言长序。周汝昌把书稿寄到北京，文怀沙改定后再寄到上海出版。周汝昌两耳不闻窗外事，光埋头做学问，不管政治行情，文怀沙以中国古典文学丛刊主编王耳的名义，做了大量的删改工作，尽量避免书中提到胡适，不得不提到时，删去胡适先生如何如何，写成妄人胡适。以后文怀沙说对不起周汝昌，但在那个时期不打这个马虎眼过不了出版关。”
而《 红学：1954 》中说：“1997年5月10日，四川红楼梦酒厂在北京饭店召开‘梦酒’鉴定会。健谈的文怀沙在发言时慷慨陈词：‘一提到‘红学’，我就来气。就因为我偶然涉足红学，结果害了两个人（ 指俞平伯和周汝昌——引者 ）。’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孙玉明还加注解说：“笔者当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文怀沙的发言属于笔者的‘亲见亲闻’。”
对于胡适说因为周汝昌“骂”了胡适就“可以幸免”受批判，俞平伯“不忍骂”就“该受清算”，《 红学：1954 》分析说：“在这里，胡适对引发批判俞平伯的原因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俞平伯之所以受到批判，如抛开偶然性的因素而从大处着眼，确实与胡适有关。但那是因为‘胡适思想’对俞平伯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受‘胡适思想’影响的俞平伯的论调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却不是基因于‘骂’与‘不骂’的问题。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俞平伯在书中大骂胡适，他的基本观点如果不变，也照样会受到时代大潮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曾经‘骂过胡适’的周汝昌，最终也受到了别人的批判。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的‘书里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
这种分析应该说大体上是有道理的，只是最后一句仍然属于“看走了眼”。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在起步阶段确实受到了胡适的鼓舞和影响，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昭然。但另一方面，周汝昌与胡适在对《 红楼梦 》的研究和评判上又是有根本分歧和区别的，其实存在着胡记和周记两种性质不同的“自传说”。胡记“自传说”确实可以说是“实验主义”的产物，周记“自传说”和“实验主义”却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如周汝昌后来一再辩称的，是染上了鲁迅色彩的——由文学人物而“原型”，再由“原型”引申到曹雪芹的精神气质。而胡适却局限于“原型”本身，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精神气质毫不关心或作出隔膜错误的理解。
“吊诡”的就在于，周汝昌的书表面上走的是胡适的路，其实质却大不相同。这一点，毛泽东看到了，所以要把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加以区别。胡适自己却没有看到，或者虽然也有所感觉但不愿意强调这个方面，大概也没有往深里想这个问题。他满足于以周汝昌的“恩师”自居，满足于《〈 红楼梦 〉新证 》表面上对自己的“继承”，所谓“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从而获得一种心理的快慰。
要弄清胡适和周汝昌在红学观点上差异的来由，只有“从根儿上”，即从他们两个人的文化个性和文化气质的差异上观照，才能鞭辟入里，否则将永远“似是而非”。胡适难以理解曹雪芹也无缘《 红楼梦 》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和曹雪芹在气质和个性上相差太远，曹雪芹是个诗人哲学家，胡适却缺少诗人气质，是个理性的学者，而且是一个不深刻的学者。
胡适的这一“本质”其实许多人都说过，如梁漱溟说：“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 》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能做一些考证……”（《 略谈胡适之 》，欧阳哲生选编《 追忆胡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
余英时说：“不但他的文字‘浅显’，他的思想也是一样……”“几十年来，颇有人批评胡适的思想太浅，对于许多比较深刻的问题都接触不到。他提倡的‘科学方法’仅流为一种通俗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他不但对欧洲大陆的哲学缺乏认识，甚至在英美经验主义一派的思想方面也未能深造自得。金岳霖曾公开指出‘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欧阳哲生选编《 解析胡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
胡适虽然写了新文学的第一个白话诗集《 尝试集 》，却诗味淡薄，他所写的古体诗则接近白居易、陆游的通俗浅白，适足以证明他本质上不是一个诗人。检读朱洪《 胡适大传 》，有多处可证明胡适缺乏真正的诗人气质。下面摘引其中几段：
这个事例说明，自己无法将感受和想像统一起来，无法同时运用两种功能。从本性上说，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理性抑制了感觉、想像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幽默，可以说笑话，但很难有激情，很难冲动。（ 144页 ）
“你不喜欢做艳诗艳词？”“不喜欢！尹默这几句很美，即使杀了我，我也做不出来。大概我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每读这种诗词，但觉其不实在。既不喜欢这种诗，自然也不会做了。”胡适小心地评价道。（ 287页 ）
坐了两个钟头，胡适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顺手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