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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兵是为了防卫土匪的抢掠。天津南郊区早就流传着四句口头禅：“沽出匪，沽窝匪，沽养匪——咸水沽抗匪。”原来从天津南郊小站往南一带，有一股专门绑票的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海下的各村镇，都向土匪交钱纳款，以求避免更大的侵害。这股土匪在各村都布有“眼线”，里勾外连，各村“自愿”筹出款项，交给“线人”转与票匪，线人当然也从中分红渔利。只有咸水沽的村民商贾，顽强“死硬”，不与土匪“应酬”，一文钱也不交纳。那个在选举中作弊的李姓劣绅，据说就是票匪的“线人”，却被村民商贾集体抗议告状，没有当成商会会长。咸水沽民风强悍，敢于抗匪，组织了“保卫团”，有步枪，还有二十九军抗日式的大刀，上面拖着红布刀穗，威风又威武。绑匪也“硬碰硬”，夜夜前来围攻，与保卫团对垒格斗，还真成了棋逢敌手的阵势。保卫团的卫士虽然勇敢，但天长日久，形势逐渐严重吃紧。周汝昌这样回顾当年的“战斗场面”：
提起那围攻，可真是惊心动魄！那时我虽值小学快要毕业之年，但久叹学运坎坷，经常“逃难”——逃的是败兵（军阀混战时期，败兵流窜横行，如虎如狼），逃土匪，也不知多少次了。这回到了围攻之日了，可真吓人：那时每天晚上刚刚擦黑，战斗就开始了，总是一枪领头，那一声长啸，划破死寂的夜空，然后，枪声越来越密，就像爆豆儿的锅，万声齐发！匪徒的“叫阵”和“喝彩”（说对方“好枪”！）之声，就近在咫尺——像在房后头！这样“前线”式的激战，总要持续到大半夜，方才盼到渐渐止息：匪攻已退。人们相互苦笑着说：“不容易呀——又活过一夜来！”
一个孤立无援的乡镇，自己组织起来保卫村落与土匪对抗，正气冲霄汉，意志薄云天，但总不能长年累月打“持久战”，大家合计，只有向附近驻军二十九军求援，请求派军驻村守卫。周会长写呈子请求驻军，写的雪片一般，周汝昌也就雪片一般地抄写。呈子终于起了作用，二十九军派来一个排，打了一两夜，发现不行，加派为一个连，一个配备一挺机关枪的连队。谁想一个连都不行！原来咸水沽地形狭长，绵延数里，北临老海河湾，南面有小道路口无数，都得防守，兵力分散，夜夜激战，攻势凶猛。幼年的周汝昌，就经历过无数个这样惊心动魄的夜晚。
后来二十九军有军事任务，驻军撤走了，咸水沽的村民没了辙。幸亏大家心齐，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修筑土围子，把四面八方的小路口都堵死，这样才能解决防守人力火力分散的问题。在驻军撤走和土城建好的这一段时间，周幼章让妻儿躲避到数十里外的亲戚家去，自己在村里主持防务，每夜借宿于不同的熟人家中。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动了地方，不但咸水沽，周围“七十二村”，都无限崇敬，数十村联名做了一块巨大的樟木牌匾送来，上面刻着“硕果苞桑”；咸水沽众商号则合送了一个大银盾，上面刻“智深勇沉”。
这种家庭的光荣和骄傲，当然会深深地贮隐于周汝昌的眼中心中，成了他后来为人处世的传统资源。对故乡人民的卓越表现，周汝昌也有美好记忆：“修围子可不是一件小动静。那时的一个唯一的可贵条件是万众心齐，心气儿往一起聚，团结异常，一切难题都能找出办法。此地的南面，大都是上好的‘园子’——种蔬菜、细耕作的‘棵把’（ 乡语，指的是青菜精品 ）园地。这一方的人，比较富裕，种‘园子’的多，再往开边去，那就是出产小站名稻的大片大片的碧绿水田。所说民户也不像真正的穷苦农村，没有十分贫苦之人。一旦说修围子，挖沟取土，围墙基地，几乎都占用这些园子地，毁了真叫人心疼。可是，那时多年磨炼的全镇商民，顾大局，急公好义，肯于牺牲个人利益，终其事没听到什么怨言或发生什么争执控讼，十分顺利地修起了相当坚强宏伟的一座‘小城’，规模甚是可观。那时，仅仅这一工程的始末原由，种种情事，人的智能才能，父老们常当作‘一部书’来讲给人听，真是比一部书还热闹，还好听。”
后来周汝昌在追求学问的历程中遇到坎坷困难时，也有这种心理积淀无形地鼓舞着他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像老家人们修筑起宏伟的“小城”一样，周汝昌则建起了他辉煌的学术文化之城。
周汝昌被绑票，被“劫秧子”，就发生在此后不久。“小城”修好了，土匪攻不进来，但在当时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天津郊区还有各种各样骚扰危害老百姓的日军、汉奸、“翻译”、高丽（ 朝鲜 ）浪人等等，特别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的各种“杂牌军”，身上穿着或黑或黄的破烂制服，浑身邪气，窜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遭殃。咸水沽村镇在长期磨炼中，也练出了一套应付的办法：不管什么“杂牌”来了，全镇的商号约定，先给他们找住宿之处，供给三餐，各商号烙好白面大饼，一筐一筐地抬到“军营”去“劳军”。这样那些杂牌军也就不好意思乱抢乱来了。周汝昌回忆说：“我至今还仿佛闻得到那大筐的上好洋白面、香油大饼的扑鼻香味，我们也不是常能吃到的。”
可是有一次出了差错。那是从山东窜来一批着黄皮的，据说是“巡盐的”，这支杂牌军在吃了几天大饼招待后，把周幼章等商号头面人物叫来，说要一笔“盘缠”才能“告辞”。这些头面人物推举一个“能办事的”回去筹钱，却久无音信。军队生疑，一个耳光把商会会长打得帽子掉在地上，然后驱赶着他和大商号的头面人物等向小站方向跑。小站南正是绑票匪徒的老巢，听说多年打不下来的咸水沽的抗匪领头人被押解前来，匪徒头目李大成十分高兴，杂牌军被作为上宾款待，周幼章等则由乱军的人质成了土匪的俘虏。
咸水沽的百姓没有袖手旁观，积极筹款援救，经过种种曲折——匪首收了钱却不放人，让去送款领人质的经办人急得几乎跳河——周幼章终于被释放回家了。谁知周汝昌很快又阴差阳错地被劫了秧子。
起因是周汝昌去看望被释放的父亲。因为周幼章被放后不敢回家，在天津市内某处栖身。周汝昌得到消息，与一个姓孙的姨表兄和另一个姓李的“三大爷”（ 在周家兴盛时当过“书童” ）一起结伴去市内看望。当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有一班小轮渡，当地习惯叫“小火轮儿”，每天早晨从咸水沽东头的关帝庙开航，走海河直接抵达金汤桥侧。周汝昌一行三人坐船前往。周汝昌后来回忆说：“河行确是一件乐事，那时海河水势甚旺，风景实佳，两岸万苇森森，村树如绣。我们观赏着河景，好不开心！”
谁知乐极生悲，船刚行到四里外的沽河湾一带，一声枪响，小火轮被迫停船，上来几个持枪的土匪，把所有男乘客全赶下船劫作秧子，编成双行纵队，小快步慢跑“急行军”，往东南方向驱赶。周汝昌是年轻的中学生，腿脚快捷轻便，跑起来不费力。那些年纪大的商人百姓，可就跑得气喘吁吁了。跑不了多久，听见背后一声枪响，原来是一个姓韩的医生，因为患有支气管炎跑不动，落到队伍后面，土匪以为他想逃脱报警，就把他给毙了。
跑到土匪的“安全地带”，匪徒停下来询问了解秧子的情况，那些没有油水可榨的小商人等就被释放了。周汝昌乘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周幼章之子，孙、李二人不过是同行，要他们无用，应该释放。土匪听说，以为这下子奇货可居，真把孙、李两人给放了。
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又到一荒凉处，再次休息，已经有某军警追赶剿捕之声，就在屋外经过。但我们被禁在黑室，大声不许出，紧张万分！可惜，追剿者没能发现此屋内大有‘文章’，过去了。匪人这才如释重负——但我心里抱着的希望（ 被发现救回 ），却破灭了。……唯我这个特殊的‘重点秧子’，继续南行，因为小队干的这笔‘生意’，总头目闻知大喜，就命令单把我送进大本营——子里去。我至今感谢他们赐我这个难得的‘旅游’机缘福分。与其说是押送，不如说是护送。一直往南，也不知走了多远，纵目皆是不毛之地，偶有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