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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我们的出发点，即为了上文所谓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为了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
“材料考证”是为了对“作家的批判与评价”——说白了也就是首先要揭示《 红楼梦 》的创作背景，进而才能了解其艺术蕴涵，才能对曹雪芹的“思想”作分析和评价。特别强调“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特色，应该说对《 红楼梦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是恰好切中了要害的。此前的红学研究，无论索隐派、评点派还是考证派，在思想研究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红楼梦 》的思想研究，正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红楼梦 》又有它的特殊个性，即“思想”只有通过“考证”才能真正发掘出来。只是贴一些“革命斗争”和“马列主义”的标签是不行的。胡适和俞平伯对《 红楼梦 》的“思想”可以说认识非常肤浅，后来的“革命派”红学则缺乏考证的学术基础，因而流于“贴标签”。只有《〈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具有了“考证”和“思想”两方面的素质，真正地贴近了作者和文本的实际，可谓兀然挺出，高标独立。
《〈 红楼梦 〉新证 》关注“思想”的根本主旨是十分明确的。周汝昌回顾了历史上对《 红楼梦 》认识接受的贬低倾向之偏颇，并针对历史和现实指出：
问题在，尽管如此，现时对《 红楼梦 》的一般赞许还都局限在曹雪芹的文学技巧上，例如说他的人物典型创造如何如何，说他的叙述描写手法如何如何，如是而已。但这只能是曹雪芹所以为杰出的一小部分，绝不是《 红楼梦 》所以为伟大的全体。举一个至为浅显的点作例来说：李汝珍在《 镜花缘 》里以一种玩笑的态度提出一点点社会问题，就可以邀奖获赞；曹雪芹在《 红楼梦 》里那样严肃而沉痛地提出许多许多社会问题——宗法问题、奴隶问题、专制问题、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妻妾问题……一言以蔽之，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 换言之：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 ），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无论清代的认识也罢、以后的认识也罢，以至今天我们的认识也罢，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不同，有着显赫的进步，但一个共同点却仍然存在着，就是：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
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点”和“聚焦”，也是周汝昌此后毕生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核心”和“本质”。可惜的是，此后几十年的长时期内，“红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基本上缺乏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将“考证”和“思想”生硬地割裂开来，给周汝昌戴上了一顶“考证派”的桂冠——背后隐藏着另一顶“胡适派”的荆冠，这真与耶稣被法利赛人戴上荆棘花冠而嘲弄戏耍颇有几分相似。
“考证”是为了“思想”。“考证派”是表象，“思想派”才是实质。红学界却长期患了盲目症，并由此引发出种种不得要领的说法、议论、评估，这一历史的“吊诡”就这样纠缠了周汝昌整整一生。这一“吊诡”是怎样发生的呢？自然有时代、政治、文化、灵智水平和意识形态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而追根究柢，其最根本的“症结”问题，就是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差异。
《〈 红楼梦 〉新证 》“写在卷首”后面是第一章“引论”——也就是“总论”，它共分四个小节。这一章对于宏观把握《〈 红楼梦 〉新证 》的根本目的、写作主旨是很重要的，如果简明概括，那可以这样表述：要通过考证让被历史遮蔽了的曹雪芹《 红楼梦 》的真思想、真艺术呈现出来。
第一节“旧社会里的种种歪曲”有两个重点内容。
第一点：“首先，就版本来说，一百几十年，就连作者的原本都从未得流传过。”指出接近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的“戚蓼生序的八十回本”，“少有人睬，睬过的，也很少认识，换言之，即丝毫未被尊重”。几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是亚东图书馆校印的程甲本和程乙本：“汪原放先生忽然又抛弃旧版，改弦更张。程甲本已然是够拆烂污的了，现在明知程乙本又添改了程甲本前八十回中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七字之多，移动的还不算，若算起来恐怕还要多十倍！距离曹雪芹原本最远，同时也就是改得一塌胡涂最要不得的本子，却把它又从土里掘出来，排印流传；而且积年夙愿，一旦得偿，大有踌躇满志之意！风头主义者胡适又照例写序赞助。可是我们却有点胡涂了：这是表扬真呢，还是提倡伪呢？我们的欣赏对象是曹雪芹呢？还是高兰墅（ 高鹗字兰墅——引者 ）呢？”
称胡适为“风头主义者”，当然是那个时代全国批判胡适而“划清界限”的风气使然，不过仅用“风头主义”的字眼，其实还是暗暗“避重就轻”。而且据文怀沙后来说，那些对胡适贬抑性的称呼、说法都是他为了能让书出版而加上去的，并不是周汝昌的原稿面貌。同时，周汝昌与胡适在对待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的态度上，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学术立场分歧，在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之前二人的通信中已经十分明显，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里不过是再次阐明这种分歧而已——当然，这也正好符合当时批判胡适的时代潮流。
第二点：“其次，就作书意旨来说，曹雪芹‘十年辛苦’，写成一部杰作，换来的却是平白作践，无理的取闹，我想他真是‘死不瞑目’的。”对于清代至近代两种主要的评红流派“政治索隐派”和评点题咏等“艳情派”都予以批评，因为它们都歪曲了曹雪芹的本意。“此二派宗旨虽不同，但下苦心，用苦工，深文周内，则无以异。而他们把这部伟大著作歪曲到什么可怜的地步，也就可见了。在这样情形下，还有什么欣赏、研究、批判、评价可言么？”
“引论”的第二节《 重新认识红楼梦 》就直接切入了脂批本与程高本的具体差别。首先还是版本问题。脂批本《 石头记 》是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抄本，高鹗修改过与程伟元联合刻版的程高本《 红楼梦 》又简称为高本或程本。第二节首先说：“还是先从版本说起：高本与真本的分别，除去因为不懂原文而荒唐可笑的妄改和在情节上大段的增、删、改写以外，字句的差异，罄竹难书。我校对过了戚本、庚辰脂批本和程甲乙本，发现后者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完全全为曹雪芹原文的。没有看过真本全文的，无法知道高、曹的文笔手法，分别究竟何在。”下面举了小说中的不少具体的句例，并联系清初旗人的文风，证明曹雪芹“溽染旗内宗室文人习惯甚久，笔墨亦相似”，而程高本乱加篡改。“要想尊重曹雪芹，首先应该恢复他的文字，此其一。”
第二，就是作者写小说的“生活来源”问题。“要想了解曹雪芹小说的主旨，猜谜固然万不是办法，驾空辩论也还是徒劳无益，我们首先必须切实了解他的整个家世历史，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那些谜便不猜自破。……要想了解《 红楼梦 》，历史考证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也就是本书想尝试的一点工作。”
这两点，版本与作者问题，自然是承接了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的基本立场。周汝昌不同于胡、俞的是，他把版本与作者问题的考证与《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和“艺术”异常自觉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对于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之差异，就有着更为切肤和深刻的感觉，对于作者的背景情况，也有着更加宏观的历史、社会的视角和深入的考察。
在大量占有和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周汝昌特别强调曹雪芹“极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他总结出了曹雪芹“三种稀有的结合”。哪三种结合呢？“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隶和统治者的结合。曹家是‘包衣’身份，换句话说，就是旗人对满清皇帝自称的‘奴才’；但同时他家上世作织造的却又是‘呼吸通帝座’的眼线——坏一坏，爪牙。……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