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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不少反响，从此恢复通讯。他的《 新证 》书成，我曾努力为之规划出版，曾介绍给开明书店（ 叶圣陶 ）、平明出版社（ 边余 ），皆不成。后终由棠棣出版。”
黄裳先生叙述得比较简略。其实还有更具体曲折的出版过程。透露《〈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写成，首先是《 燕京学报 》第37期刊登出周汝昌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在文章末尾提到这部书稿，当时名为《 证〈 石头记 〉》。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友人和出版界人士的注意。张慧剑在上海的《 新民报 》发表一篇文章予以赞扬，朱南铣向周汝昌商洽借阅周氏兄弟录副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黄裳则主动写信将书稿推荐给开明书店，信封上写叶圣陶收。但过了一段时间，开明书店把书稿退回给周汝昌。周汝昌对退稿时“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颇有情绪，揆其原委，叶圣陶是俞平伯的密友，而《 证〈 石头记 〉》在一些方面与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观点枘凿，至少在篇幅上远远压倒了《〈 红楼梦 〉辨 》，叶圣陶不愿承揽出版此书，也在情理之中。
在文化部任职同时还在上海棠棣出版社兼任编辑的文怀沙① ，这时也注意到《 证〈 石头记 〉》，他不认识周汝昌，就转托曾代胡适向周汝昌传书递简的北大教授孙楷第②，请他作中介约见周汝昌。孙楷第设晚餐，让夫人去周汝昌的宿舍邀请。但那时刚放了寒假，周汝昌已经订好火车票，当晚就要回天津老家，正忙乱地收拾衣物行装，孙太太却没有说明是出版书的事，只是说“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你去吃饭……”周汝昌要回家，就辞谢不去，孙太太连来了两次，也没有解决。
等到开学返校，清华大学的一个友人周祖譔③ 见到了周汝昌，说曾遇见文怀沙，抱怨周汝昌“架子大”，拒绝约见，周祖譔奇怪说我认识他，不是这样呀，那一定有别的缘故。经周祖譔的沟通，周汝昌才又和文怀沙联系上，约好把《 证〈 石头记 〉》书稿誊清交给文怀沙。周汝昌那时已经准备去四川，杂事多，时间紧，四哥周祜昌热情相助，把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誊清，工作量的巨大和抄写的劳累可想而知。
1952年冬季，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周汝昌收到书稿的分批校样，开始校对。书稿是在上海排印，首先寄给在北京的文怀沙，文怀沙寄到成都，周汝昌校完后寄返北京，文怀沙再寄回上海棠棣出版社。这样往返多次，才将书稿校对完毕，棠棣出版社付印后由上海山东中路128弄201号的长风书店发行。《 证〈 石头记 〉》改名为《〈 红楼梦 〉新证 》，是文怀沙的主意。他认为这样一改，可以直接针对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发行上，都更为有利。文怀沙对出版这本书很热心，他特意邀请著名作家沈尹默题了封面的书名，又请蒋兆和① 的夫人萧重华绘画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印在扉页上，题为《〈 红楼梦 〉人物想像画 》。
说到周汝昌在成都时期研究《 红楼梦 》，四川大学的张放教授转述了一段轶事。他在1995年6月8日的天津《 今晚报 》发表一篇小文《 我的红楼知音 》，前面说和当时四川作家协会的诗人流沙河大谈《 红楼梦 》，后面则说：“沙师知我敬仰红学家周汝昌，一次聚谈就给我讲了一段汝昌先生在成都的轶事，说那是五十年代初期，汝昌先生执教川大，一日散步到东大街，蓦见一饭馆挂牌‘潇湘馆’，不禁大怒，拔脚冲进饭馆，叫出老板，指其鼻子直斥道：‘潇湘妃子的潇湘馆是你这种人这种地方可以滥用的吗？你若不将牌子赶紧换取，看我不带一群学生来，砸你个稀巴烂！’老板怕生事，赶紧道歉换店名。”不过周伦苓说，这是误传，故事中的主角其实是吴宓，周汝昌生性谦和，不可能有那样戏剧性的举动。
《〈 红楼梦 〉新证 》当然是周汝昌从发表《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以来积累而成的一个大成果，在他离开北京赴成都之前已经完成。这部书凝聚着周汝昌的许多心血自不必说，其中也体现了不少“外力”的推助。除了前面说到的四哥周祜昌、老师顾随以及胡适、赵万里和文怀沙之外，还应该提到邓之诚、孙楷第、陶洙和张伯驹。周汝昌在写作过程中，曾从这几位先贤处借得有关资料：“邓先生惠示《 永宪录 》；孙先生惠示《 枣窗闲笔 》两宗重要线索；张先生惠借《 楝亭图 》题跋；陶先生惠借庚辰本《 石头记 》。”（《 天·地·人·我 》之《 红缘辐辏 》）
周汝昌入读燕京大学之际，邓之诚① 正撰写史学专著和《 清诗纪事 》，周汝昌的同学孙铮介绍认识了邓先生。周汝昌说：“我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邓先生者实多。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兴趣——可以说也受了‘影响’，是以到后来，他写《 清诗纪事 》到曹寅的选介时，也包括了我们交流讨论的收获（ 但有人不晓，竟以为邓先生讲曹寅在‘早’，而我是袭邓之说，真是世上‘轻薄为文哂为休’之风，于今为烈 ）。”又说：“我请教于邓老的问题共有三次，而他主动告知我的重要线索也是三点。”（《 天·地·人·我 》之《 文如居士，史学大师 》）
周汝昌与胡适、文怀沙先后交往都有孙楷第作中介，已见前述。同时，周汝昌说：“我当学生时的第一篇‘脂学’论文能在《 燕京学报 》发表，是他审评赞许的。及至我报考中文系首创研究院时，几名考生的试卷也是他评定取舍。事后，有同学转述，孙先生对人说：‘看了试卷，还是数周汝昌，胜过那几名远甚。’”（《 红缘辐辏 》）
周汝昌也谈到陶洙② 对自己的帮助：“彼时，我已借得胡先生所藏‘甲戌本’与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渴望‘庚辰本’而不可得 ——当时只这三本是八十回原貌，其他抄本皆系后来《 新证 》重提芹书真本校勘时，方引发陆续出现。而陶先生竟将他珍藏的‘庚辰本’照相本全貌十册慨惠与我。仁人嘉惠，永怀弗。”（《 红缘辐辏 》）
陶洙结识周汝昌的情节也颇具传奇色彩。那是1948年初冬北平围城之中，同学周培章有事要进城——那时北平仍有城墙和护城河，即俗语所云“固若金汤”也—— 邀请周汝昌作伴，说眼前战争形势变化多端，我有一个王姓同学在城里，他家消息灵通，不如去探听一下，他家非常好客，住几天没关系。周汝昌正要还所借胡适的甲戌本，就带上书一起进城。没想到只隔了一天，北平就关了城门，城外是解放军，城内是傅作义的部队，双方进入了以战逼和的僵持和谈判阶段，而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后，由于城门封锁，自己却被困在东四牌楼七条（ 胡同 ）王宅中无法回学校了。
而就在这种尴尬寄居于并不熟识的王家之时，1949年1月19日，陶洙竟突然来访，自报家门说自己喜欢《 红楼梦 》，特来访谈。周汝昌多年以后仍然感到奇怪：“我在七条王宅从未告知任何人，熟识者尚且不知，他又如何得知我会寄寓这处东四七条？这绝对不可想象，太神了！”陶洙谈到他在上海目见两幅曹雪芹的画像，并且给周汝昌画了示意草图——这就是后来关于一幅曹雪芹像争论的源头。周汝昌则让陶洙看了自己的甲戌本录副本，随身带着这个本子，本来是想请胡适写题跋的，却因去胡宅时胡适不在家，只把甲戌本还了胡适的长子。而陶洙则透露自己保存有庚辰本的照片。后来陶洙用庚辰照相本与周汝昌的甲戌录副本互相交换借阅，正肇因于此。
周汝昌从陶洙处借得庚辰照相本后，曾用胡适留给自己的戚序本作底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庚辰本的异文特点都核校下来。周汝昌后来深情地回忆说：“这是‘红学史’上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文物，堪称瑰宝。由这部书开创了为《 红楼梦 》作大汇校、彻底‘扫荡烟埃、斥伪返本’（ 鲁迅语 ）的通途，因为其中包涵了三个‘红学’创业人为雪芹的真笔恢复其本真的贡献，有了此本，以后每发现一部旧抄本，即可在其基础上做出一目了然的异同补校，不费巨功，即收全效。其纪念价值与实用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可惜，在祜兄家遭‘抄’时，此宝亦被人攘为己有，我们曾多方、多次呼吁，请求查找发还，俱无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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