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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识这一点，就很难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知其“宫室之美，百官之富”（《 论语 》），就难免会拿西方的一些“教条”和“原理”来僵硬地框套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玉石不分，美丑混淆。关于汉字语言要“拼音化”的偏颇认识曾经延续了一个世纪，也正来源于此。
这也正是后来《 红楼梦 》思想艺术评价中吵闹了上百年而没有结果的文化上之“症结”和“根源”所在，因为绝大多数《 红楼梦 》的阅读者和研究者都缺乏这种对汉语和西文深刻的比较文化视野，当然也就达不到明晰的认识。
所以，周汝昌读西语系是并没有白上的。他对英语“修行”的资源其实也没有“浪费”，虽然没有翻译“大部头”，却从思维方式上促成了他的敏锐和深刻，促成了他对汉语文和英语文（ 推而广之也就是西方语文 ）本真切肤的体察。
他曾感慨地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文之可珍可贵，一味‘慕化’别人，陶醉于洋八股语式，任意伤害、扭曲汉字汉文之大美至美。我每一念及此事，总是心伤意痛。”
当然，学习了英语，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还是得益于周汝昌天分的颖悟，得益于他“中华文化本位”的基本立场，否则，学了外语而“学贯中西”的学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就没有达到同样的认识呢？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他为什么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恰恰与周汝昌相反呢？归根结底，因为胡适是“西方文化本位”的。
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周汝昌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照，影响了他对《 红楼梦 》的体会和研究。其间的纠葛十分复杂，要辨析清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也使周汝昌在“红学界”一生都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遭受到各种持续不断的误解。
3天府之国教英语
佛教说“因缘”，黑格尔、马克思讲“辩证法”，无非都是在揭示一个基本的宇宙规律，即万事万物都是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的，此“因”伏彼“果”，有时候真是十分奇妙。
周汝昌因为帮助林阿释学习佛教史，因此也得林阿释之助，使自己的论文得以在欧洲的学术刊物《 Studia Serica 》上发表，这样无形中建立了一种声誉：周汝昌的英文好，中文也好。
1950年，又一届大学生毕业，不过这可是在新中国而不是在中华民国毕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这是横跨两个“朝代”的一届学生。周汝昌正是这一年从西语系毕业，面临择业问题。建国之初，各政府机关都急需人才，国家新闻署也来燕京大学招人，条件是中文和英文都要好。周汝昌的名声这时发挥作用了，他被学校作为优秀毕业生推荐给新闻署。
不过，周汝昌这时却有一点小小的心理障碍。原来1947年他重新考回燕京大学时，开始时想转系，报了新闻系。可是后来选课，系主任一看周汝昌选的课都是文学艺术一类的，对新闻必修课兴趣不大，就驳回说这可不行，必须重新选课。周汝昌不想牺牲自己的兴趣，就去见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说：“我要回家（ backhome ）。”柯安喜听了笑逐颜开，立刻在选课表上签了字，周汝昌又回到了西语系。有了这一段小小的曲折，对去新闻署工作，周汝昌心里难免有了疙瘩。而这时燕京大学中文系招考研究生，周汝昌酷爱文史，权衡之下，就回绝了新闻署，进入中文系研究院继续学习，读研究生。
研究生刚读一年，周汝昌又接到了成都的华西大学拍来的电报，要招聘他去西语系任教。原来是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在宥①教授在同期《 Studia Serica 》发表文章，因而看到周汝昌的论文英译陆机《 文赋 》和英译季羡林的《 列子 》考论之文，认定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向校方推荐。
周汝昌一想，研究生很快要毕业了，也得考虑谋生问题，但还有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要上，还得作论文，这该怎么办呢？他就去向中文系主任高名凯② 先生请示。高先生十分通情达理，对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应聘吧，研究生课程差一个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半年内把毕业论文寄来就行，照样承认你的研究生学历。
在离开北京前，自然要和不少亲朋好友话别。这些话别活动大概从1951年冬接受了华西大学的招聘后就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叙过的题咏周家咸水沽旧园的丛碧词人张伯驹，特别邀请了一些文人墨客，聚会开社，填词为周汝昌饯行。
张伯驹是大家公子，比周汝昌年长二十岁，但两人却早有交往。周汝昌早在第一次入燕京大学后就已经参加了张伯驹主持的诗社，一起赏鉴文物古董，谈文论艺，吟诗填词，吹弹拉唱，两人又都是戏曲票友，那“共同语言”实在不少，真是难得的忘年交。那时张伯驹还住在西郊的展春园，庭园宽大。此园本是清朝康熙时果亲王胤礼的庭园，因系康熙所赐，名承泽园，张伯驹收藏有隋代名画家展子虔的名画《 游春图 》，命名为展春园。当时张伯驹拥有园的东一半，尚有小楼二座，回廊相接，外楼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居住（ 这位昔日的“太子”此时已落魄，完全由张伯驹供养 ），张伯驹住在内楼。
周汝昌回忆说：“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 岱 ），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脂雪轩笔语 》之《 张伯驹和潘素 》）
周汝昌和张伯驹的订交，是在一次展览会上。应高名凯之请，张伯驹把自己收藏的珍贵的书画精品，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周汝昌当时刚考入燕大，正研究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听说展览中有《 楝亭图 》（ 曹寅号楝亭 ），非常兴奋，立即跑去观摩。只见在大玻璃柜中，展出了巨幅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清朝“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彩绘小照，立幅。在小照四围的绫边上，名家的题咏密密麻麻，首先有藏主张伯驹本人题的《 贺新郎 》词。周汝昌读到《 贺新郎 》中涉及了贾宝玉即纳兰性德的话（ 这本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一说 ），就乘兴和了一首，第二天又作了两首。当时周汝昌正在才情发越的青年时代，又已经对曹家历史有所研究，当然兴会淋漓，文采灿烂，同时，还在每一句下都加了详细的注解，内容都是曹家的史迹事实。2005年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馆发现了周汝昌的后两首词：
十月二日草草赋《 金缕曲 》赠丛碧先生
幅隘感多，言不鬯意，追维图卷，因一再叠（凡入例得作平处不赘注）。
《 金缕曲 》题《 楝亭图 》
庭命存提耳，记当时，楝花亭榭，衮衣衙第。一树婆娑人雪涕，谁会蓼莪真意？天下事，半归知己（曹子清上自前明遗士下逮朝野名流罔不与游）。妙句清图都几幅，遍东南、争写瞻依泪。笔似绣，诗如水。
那兰① 小跋心先醉。重摩挲，手污爪，雅人生忌。三叶不殊风木思（ 子清以至雪芹 ），身世兴亡未已。又岂独、艳情堪悔（ 船山诗云“艳情人自说红楼”，前人大抵只于艳情二字着眼 ）。五采云龙馀诰锡（ 曹氏上世诰命今藏燕大图书馆，与《 楝亭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