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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敏《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 懋斋诗钞 》抄本，诗排在癸未年）
敦诚《 挽曹雪芹甲申 》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新妇飘零目岂暝？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垧。
（《 四松堂集 》抄本、《 四松堂诗钞 》抄本 ）
这是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不是关于《 红楼梦 》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当年写下这篇文章，周汝昌并没有想到拿去投稿发表，毕竟还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学术意义，名和利，都还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四哥嘱托的任务完成了，完了一件事，就把文稿撂到书桌旁的一堆杂物中间了，心想等放假回家时再拿去让四哥阅读。
上课，读书，岁月如流，光阴似箭。忽然有一天，又收到顾羡季（ 顾随 ）先生的一封来鸿。顾先生在燕京大学被日寇封校之前曾担任教职，现在已经不在燕大了。但顾先生一直和周汝昌保持着通信联系，关心着这个“读书种子”。这次来信，顾先生问周汝昌在课余是否还在练习写作，如果有写成的文稿，叫周汝昌寄给自己，好推荐到报刊发表。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周汝昌立刻把已经写成的两篇文章誊抄出来，寄给了顾先生。一篇是考辨书法的，论证《 皇甫君碑 》并不是欧阳询（ 唐朝书法家 ）的“少作”，而是晚期的杰作。这与当时流行的说法完全相反。另一篇就是《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
顾随很快把这两篇文章转给了赵万里（ 1905—1980 ），他是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室主任，当然是一位古典文献方面的著名学者，正在为天津的《 民国日报 》主编一个“图书”副刊。赵万里对考证书法的一篇兴趣不大，对考证曹雪芹生卒年的这一篇则青目有加，立刻在1947年12月5日《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第七十一期发表。赵万里的这种取舍选择也可以理解，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是发现了《 懋斋诗钞 》这样一个新的文本，又是与“新红学”创始人，此刻仍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这位社会名流商榷的，当然更具有能吸引舆论注意的“轰动效应”。
果然，文章刚刊出，胡适本人就看到了。十二月七日，胡适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称周汝昌为“汝昌先生”，内容全文如下：
在《 民国日报·图书 》副刊里得读大作《 曹雪芹生卒年 》，我很高兴。《 懋斋诗钞 》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 东皋集 》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 红楼梦 》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大疑问了。
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第一，请先生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们称“芹圃”，称“曹君”，已是很客气了。第二，最要紧的是若雪芹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先生说是吗？
匆匆问好。
下面署姓名与年月日，是“胡适”和“卅六，十二，七”，“卅六”就是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1947年。不过，在此后又附有一句话：“匆匆往南边去了，这信没有邮寄，今天才寄上。”后面又署“卅七，一，十八”。
这封信的第一段称周汝昌发现《 懋斋诗钞 》是“大贡献”，对周汝昌根据诗集中诗的编年次序推测曹雪芹卒年癸未表示赞同。信的第二段则对周汝昌推测曹雪芹享寿四十岁仍持异议。周汝昌在文章中说：“依了敦敏的诗题判断，雪芹决不是敦敏的先辈。如果不是年龄相等，便也相差无多。因为敦敏总是直称雪芹的字号，或加一曹字，又称作‘君’，这都不是对年长先辈的口气……敦诚挽雪芹诗开头说：‘四十年华付杳冥’；胡先生依此而推断雪芹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六年（ 公元1717年 ）左右，我以为不免太早了些……我的看法，是雪芹死时可能是三十八九岁，长于敦敏三四岁的光景，而敦诚的‘四十年华’，已然是够准确的纪录了。”胡适的信之第二段说的“第一”和“第二”两条，就是针对周汝昌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
胡适给周汝昌的信，是经《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主编赵万里转的，赵万里近水楼台，转给周汝昌之前，已经把胡适的信在下一期的《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了。
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就是这样“问世传奇”的。四哥周祜昌的起意引逗，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偶然得之，顾随老师的关心约稿，赵万里主任的识珠刊发，胡适校长的热情响应，当然如果再“追根溯源”，还有母亲李彩凤在周汝昌幼年的讲红启蒙，都是这篇文章得以诞生并随之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缘”和“助力”。
如果孤立地看，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只是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似乎与《 红楼梦 》的文本阅读没有直接关系，其意义似乎也不能说得太高，但如果放在整个《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照，则其潜在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
何以见得呢？
首先，从胡适、俞平伯开创“新红学”到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发表，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红学的发展逐渐处于停滞的状态，缺少真正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新论证，老的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占着半壁江山。周汝昌这篇文章的问世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使新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
其次，这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周汝昌人生方向的确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后种种反响的刺激和鼓舞下，周汝昌开始自觉地走上了红学和《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道路，为日后《〈 红楼梦 〉新证 》的写作起了筚路蓝缕穿针引线的作用。
第三，这篇文章昭示出此后五十余年红学的发展大方向：在进入《 红楼梦 》文本之前，必须先弄清作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为此后五六十年内“曹学”和《 石头记 》版本学等考证性学问成为红学实际上的主流和“热点”开了端绪。
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5月，周祜昌、周汝昌和周伦玲①合撰的《〈 石头记 〉会真 》由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周汝昌在文后附语说：“此文是我‘考红’的第一篇文字，原载《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是赵万里先生编录的，对我数十年红学研究来说，有其纪念意义—— 就是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并且由它而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
周汝昌在重返燕园一年后，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发表的这篇并不太长的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文章，为什么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它怎样“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周汝昌对自己的这种评价是不是太高了？如果联系红学的历史发展，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之旅“追踪蹑迹”，加以考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一初入燕园足风流
1与胡适的“一面缘”
胡适对周汝昌的响应，是激励周汝昌继续考证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巨大推动力。
胡适生于1891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 ）12月28日，1947年12月，整五十六岁。周汝昌生于1918年4月14日，1947年12月，二十九岁。胡适比周汝昌大二十七岁。
胡适此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和官僚，既是“五四”运动新文化的旗手，又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还是北京大学校长。甚至，蒋介石还有意提名胡适当中华民国的总统。1948年4月3日晚，胡适应邀去蒋介石私人官邸。蒋介石说：“我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你为总统候选人。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我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你，我自己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