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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典章、器物、服饰等“名物”词条必须收录之外，上述这些词语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
再引一段周汝昌所撰《 序 》中的话，亦可见编纂这部辞典的“抱负”和“眼界”：
《红楼梦》具备“三合一”的特色：体裁是小说，本质是悲剧，风格与手法是抒情诗。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还兼着“史诗”。总之，其间诗的成份非常深厚浓郁。我的意思，是说书里充满了诗的境界，不是单指那些诗词曲的作品形式和“诗社”等情节场面。中国的文人、诗人，对于文字笔墨，那是考究到了极点，其灵心慧性，种种创造与运用，达到了令人惊奇叫绝的地步。于是，又需要给这些有关的事物考虑词条和注释。这是一项难度比上列两项更大得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这一方面，《红楼梦》将不再成其为《红楼梦》，辞典的职责也就“失其泰半”。
《 南京日报 》离休编辑（ 记者 ）严中比周汝昌小十六岁，是周汝昌的一个崇拜者，自称“周汝昌的南京弟子”。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数百篇“考红”、“研曹”的小品文，后结集为《 红楼丛话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和《 红楼续话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这两本书中有不少涉及周汝昌的内容。如《 丛话 》中有关于周汝昌和“靖藏本”《 石头记 》的真伪及下落引起的纠纷，《 续话 》中有“五评”贾穗《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而为周汝昌辩护的文章，等等，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如《 续话 》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一篇中的“附记”：
1993年8月上旬，在庐山举行的“毛泽东论《 水浒 》《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的一次分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就俞平伯与周汝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靖本”问题谈了一些看法。因为刘先生和俞先生在文学所共事三十余载，他的看法自然引起了我的重视。我答应会后写信给周汝昌，转达其看法。很快收到周汝昌的回信，信中谈及了他和俞先生的“同”（“自叙说”和对后四十回的评判）和“异”（曹雪芹生卒年和对“靖本”的评判），但他表示，与俞平伯绝无“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他一直是同情和敬重俞先生的。周先生并对我叙了三点：一、文学研究所创办的《〈 红楼梦 〉研究集刊 》，要发俞的《 记“夕葵书屋〈 石头记 〉卷一”的批语 》时，俞题原件的小照片他们没有了，由刘世德向周讨去，周明知这是一篇反对他的文章，但仍欣然费了大事觅得慷慨送给了刘。二、文学研究所召开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时，周热情到会，并书面祝贺，还携有他人托代致的诗，亲手交给俞平伯先生。会后，满怀激情地写了《 满庭芳》词纪念此会，寄予俞之高足弟子吴小如（周之学友），吴为书家，用正楷书写此词，作为共同纪念的珍贵痕影。三、周于《〈 靖本石头记 〉佚失之谜 》刊《 明报月刊 》之前，特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明此事真相始末，并强调说：“此事意在澄清文物（批语）的真伪，以防搅乱学术研究，不是针对俞老——对俞，再不宜伤害他了。恐有人借此又挑拨是非，故特向中央报告、备案。今俞生前所在单位仍有个别人说要为俞‘打抱不平’……”，周言至此，掩不住他万分的感慨。
后面还附有吴小如① 写的《 读严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 原刊于1996年1月29日《 天津日报 》），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我同俞、周两位的长期接触的过程中，相信他们两位也从无“交恶”之事（“交恶”字样见于严文）。至于周汝昌先生从燕大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不久又从川大调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就我所知，实不仅为了请周先生主持出版《 红楼梦 》这一个因素。其中还包括周先生是北方人（原籍天津），过不惯南方生活；同时周先生虽毕业于燕大西语系本科，其夙志仍在治中国古典文学，故在川大任教有学非所用之憾。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确能展其所长。因此，在严中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做为当事人之一，实有站出来澄清一下的必要。严文是这样写的：“先是，俞平伯的友好闻聂绀弩等调周到京，以为是为了‘报复’，很紧张，遂由启功、吴小如等邀俞平伯、王佩璋……周汝昌宴会——当系寓有‘打和’之意在。”我相信，这段话严中先生肯定是听周汝昌讲的，但难免加入了严中先生个人的想像。第一，我和启功先生并未详知聂调周回京的“动机”，根本不存在什么“紧张”情绪，更无所谓怕“报复”的顾虑，故这些都是悬揣之词。第二，那次聚餐，确由启功老和我合伙作东道主（各出资一半），但动机和目的是一致的，即俞、周两位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都是红学专家，恰好又是与我和启老相熟的人，便由我们出面邀饮，借以联络感情。至于“打和”云云，因既未“交恶”，自然也就用不着“打和”了。启功先生今健在，当可证实鄙言不谬。
严中是个很有性格的人，颇有一点事事都要说透彻和追究到底的较真劲。他与周汝昌订交的时间也很早，起自1982年，二人通信，内容广泛，大概有很多是讨论南京地区发生的和曹雪芹、《 红楼梦 》有关的文物、遗迹的真伪争论等情况。有关靖藏本之真伪和下落的纠纷，严中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笔者的观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谅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靖家托人带给俞平伯的那套《 红楼梦 》肯定不是所谓“靖藏本”，而周汝昌想见靖本的心实在太迫切，乃有种种猜想追问。无论周汝昌怎样采取预防措施，向中央打报告说明备案，在俞平伯本人及其家人和亲友看来，还是一种对俞平伯不礼貌的行为，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发表《 致周汝昌——替俞平伯伸冤 》（ 见《 红楼丛话 》，原发表于1987年1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愤愤不平地指责周汝昌“把匿藏《 靖本〈 石头记 〉》的罪名”强加在俞平伯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靖家的人、捎书的人等掺和其中，各说各话，乃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严中发表文章说明纠纷始末，最后说：“其实俞老自己表个态，说‘靖本’在他手，还是不在他手，也就够了。我们会相信俞老的话的，因为俞老是会考虑他的话‘一言九鼎’，是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红楼丛话 》之《 我和〈 靖本石头记 〉》，原发表于1987年6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 ）
但人情之常是，你让我表态我就表态吗？我的外孙已经说了，还要我表什么态？如果双方是毫无芥蒂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么这件事只要来一两句幽默，彼此哈哈一笑，也就一切冰释了。可是，俞平伯和周汝昌虽然没有什么大过节，毕竟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参差，历史的种种情况又使两人无形中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于是一件本来并不大的事，也就演变成红学界的一场“风波”了。周汝昌和严中都是比较认真的人，认真有时候也就难免过于较真，不能适应“难得糊涂”的社会人情了。
严中于2004年10月12日给笔者来信中有这样的话：
周先生的人品，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书呆子”，当今红学界还没有第二人，过去有蔡元培和胡适之。因此，我在《 红楼续话 》第195页发出感叹：“至于周汝昌先生的人品……还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胸怀和雅量呢？”我和周先生一个“主北”，一个“主南”（指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取材曹家在北京的生活较多，而严中主张取材曹家在南京的生活较多——引者），但我们二十多年来的师生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不仅是“忘年交”，而且是“莫逆交”。周先生和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不同，但支持我的观点的许多材料是周先生告诉我的，比如康熙南巡时给曹玺的寡妻李氏题“萱瑞堂”匾额就是《 红楼梦 》里“荣禧堂”的原型等等。我们通信达300多次，无话不谈。这是我一辈子没有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