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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考论《 兰亭序 》，其宗旨仍然是归源于中华文化。他在《 兰亭综考 》中说：“为什么自己非要写写不可呢？因为我觉得这绝不是为一个‘书法家’争论‘一本帖’的问题，那样看就太小了。问题之不小，至少应从两层来看：①《 兰亭 》一序，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史上的很多重要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是带有根本性或关键性的；②对于本来没有问题的事物，不怕提出疑问，不怕摆出新见解，但要看所提所摆的究竟有多大的科学性。想措词尽量委婉些，可是总无法回避一个存于心中的想法：这是一个学风问题。”这第二点的言外之意，当然是批评郭沫若的学风有时候不够端正严谨了。
《 永字八法 》分上编、中编和下编，上编就是“书法艺术答问”；中编是“分论”，提出了“中国书道”，从汉字的源流、笔墨的分类和品评、永字八法的条分缕析乃至《 兰亭序 》的“奇致”等多方面作了深入的论述；下编则是六篇专门的书法论文，有旧文，也有新作。全书三编，建构了一个相当辉煌的书学体系。这本书出版后，在书法界和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摘引两段顾工《 当代书法名家批评·周汝昌〈 永字八法 〉》中的话：
周汝昌以语言、诗词笺注和《 红楼梦 》研究驰名于世，他在本书自序中称“我对‘书学’下功夫比‘红学’多得多”，这恐怕是就所耗时间长短而言——但如果你读完全书，就会相信周先生确乎不是偶涉翰墨，其见解的精深程度比许多专治书法的学者尤有过之，且多创见发明。
从《 书法艺术答问 》到《 永字八法 》，周汝昌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即王羲之书法的真相。因为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真、行、草三体要讲早期范本，都与王羲之有关，特别是后世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书（宋以后所谓帖学），要讲源头和最高典范，更是离不开王羲之。而由于其真迹失传，在众多摹本、刻帖中，哪些比较接近真实，必须要搞清楚，否则你就不能知道晋人书法的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周汝昌由此要害之处下手，重新阐释“永字八法”，纠正世人对“锥画沙”、“藏锋”、“遒媚”的误解，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风貌，应当是骏爽、明媚，清新俊逸，光彩照人。王羲之书法的真面，也就不应当是《 定武兰亭 》或《 快雪时晴帖 》这类锋芒泯灭、平和中庸的东西。对最接近《 兰亭 》原貌的本子，周先生推荐了两种，一是《 三希堂法帖 》中的元人陆继善摹本，一是张珩捐献故宫的另一元人摹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留心。
周汝昌以两万字的篇幅来考证“遒媚”的真实含义。遒，紧步而行的样子，又有紧密的意思。媚，是意居形外，有风韵。“遒媚”是从神气方面来形容王羲之书法，而不是指骨力和姿态。读着读着，我忽然觉得，周先生的文章，结构之绵密，语言之精炼，也颇具羲之“遒媚”之意。再结合周先生的书法风格来看，就更能感觉到周先生的文风、书风和书法观的奇妙统一。如此完美的为文为艺之合拍，于今世的学人中已不多见了。
这是书法界内同仁的赞赏评价，应该是说得很贴切中肯的。
周汝昌与启功在书法方面颇有交流。周汝昌现存的一幅背临《 兰亭序 》，自己题了一首七律，徐邦达题了一首七古，启功则题了两阕《 南乡子 》词。在争论《 兰亭序 》真伪时，启功把自己所存元代人陆继善摹《 兰亭序 》原墨本（ 早已流落海外 ）的开头两页小照片赠送给周汝昌。启功的论书绝句也寄给周汝昌，周汝昌也有唱和之作。启功还把自己一部研究书法字体结构的书稿清缮本寄给周汝昌请提意见：“此稿是他亲笔工整书写，用的却是‘洋式’横格子笔记本，市售的劣纸所制，字是钢笔墨水。共计上下两册。……‘文革’之后，此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完好无恙，我也闹不清是否‘抄家’时将它遗漏了？我发现后即函告于他。更奇的是他回信说（ 大意 ）：就存在您处甚好。此外毫无讨索‘归赵’之语意。”（《 启元白 》）周汝昌在回忆启功的文章后附缀有诗曰：“一度蹉跎被屈时，当年谁肯论交期。品书辨字常临舍，也为红楼寄梦思。”
说到周汝昌的法书墨宝，散落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里，也有在海外的，可谓不计其数。即以笔者任教的辽宁师范大学而言，笔者就看到了两位先生家中都挂着周汝昌写的条幅，内容又都是他处未见的周汝昌的诗作。这些零珠碎玉的墨迹和诗词题咏，只怕是漶漫无可收拾了。就已经结集出版的书法文本而言，笔者所见到的，一是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 〉人物画 》共四十首七言绝句，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另一种是山西的书海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的《 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 》，共一百一十三篇题咏之作。
《 诗红墨翠 》的自序中这样说：
中华古历岁次壬午，我行年八十五龄，视力仅右目有三分之一的微光，仍不服老，逐日写作。有时精力好，灯下还拾起毛笔，不愿将平生喜爱的书法抛得太荒，写不成字。于是，每到晚间，与老伴淑仁商量，请她帮我“做书童”，并询问她写些什么词句好。
有一回，想“词儿”想不出合意的了，忽然她提议说：“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 红楼 》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这话触动了我的情怀，一时兴起，就答言说：“好，你念一个《 红楼 》人名，我就题一首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不停顿，不苦思冥索，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试试才思还能如昔时的‘倚马立成’否？”
就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作业”计划。
似乎也没有过太久，断断续续，或多或少就积累了百余幅新诗新字。因为我喜欢一百零八符合雪芹原书“九品十二钗”的构局，便选了一百零八幅作为定本。这些幅当中，大体还算完整，只一二个别处有误笔或脱字，未伤全部精神。
……
这一百零八幅（原注：一百零八是一个基数，也是象征数；今本书在一百零八外又多收了几幅，可视为附录，不必过拘）书法诗作的一段经历，至今如在目前，而淑仁已逝。女儿们想起这一大卷，打开看看，方觉得真是一项不可再得的艺术财富了——因为至今只二年光景，我目已坏到写不成字了。大家商量，应先将这一项印出来作为第一册书法集，并配以照片，略见我平生的文化艺术之履印与范围。因取名曰“诗红翠墨”——是诗、书、画、音律诸多方面痕迹，综合展现一个概貌，也为了纪念结发之妻淑仁八十冥寿。
此外似尚有二三种为《 红楼 》画册题诗的墨迹行世。周汝昌是一位才人，诗词、书法、外语、音乐吹弹、戏曲表演……他的学术研究自然也就满溢着才气灵气，与教条八股无缘。这也是一般的学界中人常不能真正领略周汝昌学术成就的一个原因所在，缺少才情的共鸣，也就对融才、学、识为一体的学术之独到深微之处没有感觉，而以“常情常理”、“形式逻辑”一类忖度衡量，进而觉得周汝昌治学过于天马行空，“不太规范”。周汝昌因此有强烈的“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情结。这种情结有时也就表现为自我欣赏，顾影自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头。如《 诗红墨翠 》第三十四幅“咏素云碧月”诗后又加题语“壬午之春信笔如口占片时数首”，自赏之情跃然纸上。在与笔者的信函中也有类似话语，如：“即为刘画（ 指刘旦宅《 红楼 》画——引者 ）题诗，四十首连作带写，只用了一日零一上午即交卷，当时出版社大大惊奇也。”（ 写于1996年8月“丙子立秋次日” ）
周汝昌的“咏红诗”数量极大，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题咏《 红楼梦 》本身，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如为刘旦宅《〈 石头记 〉人物画 》题咏和《 诗红墨翠 》；另一类则或赠人，或自咏，均涉及红学的演变发展，如本书中所引及的各篇。这些诗词，其实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论、红学谈，也是周氏红学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咏红诗有各种体裁，绝句、律诗、词、曲、赋……包罗万有，其中以七言的绝句和律诗最多。像周汝昌这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