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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
（《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
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
“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
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无：ocr）矩之道”。就是说，这种
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
《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
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
交于右。此之谓系矩之道。”《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
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
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学》
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
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
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
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系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
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
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
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
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
子》）
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
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
“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
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
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
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
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
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
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
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
子也。”（《论语·尧曰》）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
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
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
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
语·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
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
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
（《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
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
·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
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
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
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
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
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
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
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
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
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
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
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
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
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
子曾经真地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
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
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
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
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
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
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
确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
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于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
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