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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例证、比较和互相印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当他转向熟悉的观念，由于已经用逻
辑分析法武装起来，他就一定要分析这些观念，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本章一开始就讲
到，对于儒家以外的古代各家的研究，清代汉学家已经铺了道路。汉学家对古代文献的
解释，主要是考据的，语文学的，不是哲学的。但是这确实是十分需要的，有了这一步，
然后才能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学观念。
由于逻辑是西方哲学中引起中国人注意的第一个方面，所以很自然的是，在中国古
代各家中，名家也是近些年来第一个得到详纲研究的一家。胡适博士《先秦名学史》一
书，自1922年初版以来。一直是此项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其他学者如梁启超（1873一1
930年），也对于名家及别家的研究有很多贡献。
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
战争爆发。甚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这种精神的影响。为什么在中国的许多教会把中国
的哲学原著和研究中国哲学的书译成了西方文字，却很少把西方的哲学原著和研究西方
哲学的书译成中国文字，大概就是这个原故。因此在哲学领域，他们好像是在做一种可
以称之为倒转形式的传教工作。倒转的传教工作是可能有的。正如倒转的租借互换是可
能有的。
第二十八章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
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哲学，将
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
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
解释清楚的。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继续
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
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我想，这样做，比
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要
好得多。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
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三个月；这
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
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从历史家的观
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
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
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
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
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
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
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
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
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
个关头，战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
国内最强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
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
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
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
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
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
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
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
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
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
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
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
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入神往。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
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
的书是《新理学》。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
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后来在昆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其他的书：《新事
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新原人》；《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
（已由牛津大学的休士先生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新知言》（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出版）。往下我试将各书要点略述一二，作为举例，以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趋势；这样
做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侧面透露出，中国哲学对未来的哲学会有什么贡献。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这某种
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新
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
样地看作仅仅是“有某种事物“这句话的逻辑蕴涵。不难看出，“理”和“气”的观念
是怎样从“有某种事物”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例如，“动”的
观念，我不是作为宇宙形成论的观念，即宇宙的某种实际的最初的运动观念，来处理的；
而是作为形上学的观念，蕴涵于“存在”的观念自身之内的观念，来处理的。存在是一
流行，是一动。如果考虑宇宙静的方面，我们会用道家的说法：在有物之前，必先有
“有”。如果考虑宇宙动的方面，我们会用儒家的说法：在物存在之前，必先有“动”，
这不过是存在的流行的另一个说法。在我称为图画式的思想中，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
人们把“有”、“动”想象为“上帝，万物之“父”。这一种想象的思想，使人有宗教
和宇宙形成论，而不是哲学和形上学。
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
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
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
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
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
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
“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
是相对的，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