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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者兴。”（《公孙丑》下）这些话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
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门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相信天人感应和历史循环。我们会想起，
这些学说在阴阳五行家中都是很显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与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上述的荀子对子思、孟子的非议
就更加有意义了。因为董仲舒观点的原型如果真的出于孟子一派，则董仲舒是孟子一派
的新发展，根据董仲舒来判断孟子，则孟子也的确可以说是“僻违”而“幽隐”了。
这个假说，还有事实可以增加它的力量。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为《春秋》是
孔子所作，都特别重视《春秋》。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
下）孟子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是作天子所作的事。从这个说法，很容易得出董仲
舒的说法，说是孔子果真受天命为天子。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董仲舒阐明他的人性学说时，总是毫不隐讳地拿它与孟子的人
性学说作比较。在前一章已经指出，二人的人性学说的不同。实际上只是用语的不同。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假说，认为今文学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继续，那么就
只有假定古文学派是儒家现实派即荀子一派的继续，才合乎道理。正因为如此，所以公
元一世纪的古文学派思想家，都具有与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在这方面，
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
扬雄和王充
扬雄（公元前53一公元18年），是古文学派成员，就是持有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实例。
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这正是《老子》和《易经》
的基本思想。
他还写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击阴阳家。当然，他在《法言》中也称赞了孟子。
不过这也无碍于我的假说，因为孟子虽有某些阴阳家的倾向，可是从未走到像汉代今文
学派那样的极端。
古文学派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王充（27一约100年），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反
对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他谈到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时写道：“《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论衡。铁文篇》）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
他用这种精神有力地攻击了阴阳家的学说，特别是天人感应的学说，无论是目的论
的，还是机械论的。关于天人感应论的目的论方面，他写道：“夫天道，自然也，无为。
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论衡·谴告篇》）
关于此论的机械论方面，他说：“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
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顺逆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
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论衡·变动篇》）
道家与佛学
所以王充为后一世纪的道家复兴开辟了道路。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道教”与
“道家”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我们要讲的是道家哲学的复兴，这种复兴
的道家哲学，我称之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汉朝末年，道教也开始产生了。现在有人把这种民间的道教
叫作新的道家。古文学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阴阳家成分。这些成分后来与道家混合，形成
一种新型的杂家，叫做道教。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还原为师的地位，
老子则变成教主，这种宗教模仿佛教，终于也有了庙宇、神职人员、宗教仪式。它变成
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几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学，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这以前，佛教已经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入中国。这里也必须强调“佛教”与“佛学”
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刚才说过，佛教在制度组织方面极大地启发了道教。
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发展则是受到民族情绪的极大刺戟，人们愤怒地注视着外来的
佛教竟然胜利地侵入中国。有些人的确以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国本地的信
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又
从它的外来对手借用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制度，仪式，以至大部分经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还有它的哲学，即佛学。道教虽然一贯反对
佛教，但是道家却以佛学为盟友。当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学。可是在神秘的形
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处。道家的“道”，道家说是不可名的；佛学的“真如”，佛学
也说是不可言说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
这样的名词术语，正是中国话所说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三、四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都是道家，他们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
的亲密朋友。这些学者一般都精通佛典，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经典，特别是《庄子》。
他们相聚时的谈话，当时叫做“清谈”。他们谈到了“非非”的时候，就一笑无言，正
是在无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这类场合，就出现了“禅”的精神。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学和道
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它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将
在第二十二章详细讨论它。
政治社会背景
现在，让我们回到汉朝独尊儒家和尔后复兴道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上来。儒家的胜利
不是仅仅由于当时某些人的运气或爱好。当时存在的一定的环境，使儒家的胜利简直是
不可避免的。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的精神，这在对内控制和对外
关系中都表现出来。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谴责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讲儒家的仁义道德。
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
准举为贤良做官（见《汉书·武帝纪》）。
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
很自然地发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汉朝初期，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实
际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一前157年在位）就深爱“黄老”；大历
史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指》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
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
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的过多。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
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
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见《史记·高祖本记》）。汉朝的创建人就是这样地实行
“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
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
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
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贵
族政治的哲学；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给予这种贵族政治以新的解释。它维护君子与小人
的区别，这一点是孔子时代的封建的中国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时坚决主张，君子与
小人的区别不应当像原先那样根据血统，而应当根据才德。因此它认为，有德有才的人
应当就是在社会居于高位的人，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骨干，儒家学说给予家族制度以理论
根据。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老百姓从封建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旧有的家族制度仍然
存在。因而儒家学说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也仍然存在。
废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后果，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正式分开。当然，事实上新的地
主们在当地社会上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