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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了社会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就可以治病了。怎么治？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现在社会的病，既然“以不相爱生”，那么，治病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让人们相爱。墨子说，诸侯相爱，就不战争；大夫相爱，就不掠夺；人与人相爱，就不残害。君臣相爱，就君惠臣忠；父子相爱，就父慈子孝；兄弟相爱，就融洽协调。如果“天下之人皆相爱”呢？那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总之，只要人们相爱，“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病象问题，“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的病源问题，“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的病理问题，便都解决了。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三 墨子的药方（2）
这倒是简单得很，也便当得很。但正因为简单易行，人们就难免起疑，就会问：是这样吗？墨子的回答是：当然！墨子说，所谓相爱，就是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比方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视人之家若视其家），看待别人的身心就像看待自己的身心（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一种爱，就叫“兼相爱”，也叫“兼爱”。墨子说，如果天下人都“兼相爱”，都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还有谁会盗窃（谁窃）？都把别人的人看作自己的人，还有谁会残害（谁贼）？都把别人的家族看作自己的家族，还有谁会掠夺（谁乱）？都把别人的国家看作自己的国家，还有谁会进攻（谁攻）？因此，只要“兼相爱”，就一定“天下治”。
从理论上讲，墨子的说法完全可以成立。问题是：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理论。仅仅理论上说得过去，讲得好听，是不行的，因为人们还会问：做得到吗？
墨子早就料到会有这一问，因此预先设定了回答。墨子说，可能有人会讲，你这个兼爱好是好，只是做起来太难了。于是墨子反问：有多难呢？就像少吃饭、穿粗衣、冲锋陷阵那么难吗？可是就连这样“天下百姓之所皆难”的事，也能做到。想当年，楚灵王喜欢细腰，他的臣下就争着减肥，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面黄肌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晋文公喜欢简朴，他的臣下就穿粗布衣，披母羊皮，戴厚帛冠，踏草鞋垫。越王句践好勇，他的战士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可见再难的事，只要上面喜欢，下面就有人去做。兼爱，有那么难吗？要说是举起泰山飞越黄河，那是没人做得到。要说兼爱，却是有人做到过。比如大禹、商汤、周文、周武，就都做到了。我说的兼爱，就从他们那里学来，谁说没人做得到？
墨子还说，何况兼爱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爱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爱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帮助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样利人利己、两全其美的事，怎么会做不到？反过来，如果你不爱别人，别人自然也不爱你；你不帮助别人，别人自然也不帮助你。这道理，难道还不简单吗？
这道理当然简单，墨子说得也很雄辩。但墨子不愧是科学家（《墨子》一书中，有数学、力学和光学的论文，其中谈到小孔成像和凹透镜原理），他不但要讲道理，还要做实验（姑尝两而进之）。怎么做实验呢？墨子说，现在不是有两种主张吗？一种是主张“兼相爱”的，我们称之为“兼”；一种是主张“别相恶”的，我们称之为“别”。假设有两个士人，一个主张“兼”（执兼），一个主张“别”（执别），而且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都实践自己的主义和主张，那会怎么样呢？那个主张“别”的就会说，我怎么可能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不给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给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给治疗；朋友死了，他不给埋葬。那个主张“兼”的则会说，我当然要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给吃的；朋友冷了，他给穿的；朋友病了，他来服侍；朋友死了，他来埋葬。众所周知，我们的战士常常会要出征，能不能生还没人知道。我们的官员也常常要出差，能不能回国也没人知道。那么，他们临行之前，要托付自己的家庭、父母、老婆孩子，会去找谁呢？傻瓜都能做出判断。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三 墨子的药方（3）
这样的实验，墨子还做了一个，只不过把主张“兼”（执兼）和主张“别”（执别）的人换成了国君。其中一个，不问民众的冷暖死活。另一个，则时时刻刻把民众放在心上，急人之急，救人之难。墨子说，如果让民众从这两位国君中选择一位，他们会选谁呢？不用问吧？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别”是错的。兼，利人利己利国利民利天下；别，害人害己祸国殃民乱天下。我们该选择什么，还用多说吗？
如此看来，墨子的理论，真是雄辩有力，滴水不漏。墨子自己，也底气十足。据《墨子·贵义》，墨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南下到了楚国，想见楚惠王（熊章，楚昭王之子）。惠王以年老为理由，推辞不见，派大臣穆贺去见他。穆贺听了墨子的游说，非常高兴地说，先生的主张确实高明！问题是敝国的君主恐怕会说“这是贱人的话”而不予采纳。墨子说，你们大王生了病，吃不吃药？药，也许只不过一把草根。可是天子吃了，也能治病。难道因为它是草根，就不吃了吗？想当年，商汤去见伊尹，向他请教，就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所谓“天下之贱人也”。可是汤王怎么说？汤王说，如果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使我的耳朵更灵敏，眼睛更明亮，我一定吃了它。伊尹对于我们国家，就是最好的医生；他的主张，就是最好的药物。由此可见，一种主张，你采纳还是不采纳，关键要看它有没有用（唯其可行）。我的主张，就是管用的药。不采纳我的主张，就好比有大片的庄稼不收割，偏偏要去拾谷穗。攻击我的主张，则等于是以卵击石。你就是把天底下的鸡蛋都扔完了，那石头还是石头，我还是我（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
这真是好大的口气！事实上，墨子的学说，在当时也确实有很多人拥护赞成。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论说，逻辑性极强，不能不让人折服；他又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不能不让人佩服。既有逻辑性，又有实践性，既让人折服，又让人佩服，于是墨子的观点便风行天下，成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学说之一。
这样一来，墨子和他的信徒，便觉得有资格可以挑战儒家了。据《墨子·耕柱》，前面说过的那个儒家之徒巫马子曾经对墨子说，先生兼爱天下，也没见有什么好处。我不兼爱，也没有什么坏处。你我都不成功，为什么非得说你就正确我就错误？墨子问：现在有人放火。一个人捧着水来救火，另一个人举着火来助阵，但都没有成功，你赞成谁？巫马子说，当然赞成捧水的。墨子说，所以我认为我正确，你不正确（吾矣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显然，在墨家看来，儒家的那一套不但救不了社会救不了火，而且简直就是放火。
好家伙，这就存心是要和儒家对着干了。因此，过了不到一百年，儒家的第二号重要思想家孟子，便拍案而起，对墨子的学说痛加批驳。而且，孟子的话还说得很重，说墨子的主张简直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率兽食人），要把人变成畜生（是禽兽也）。因此，如果不打倒墨子，就没有办法弘扬孔子（《孟子·滕文公下》）。
这就奇怪。墨子和孔子，不都认为社会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吗？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也都是爱吗？既然都是爱，怎么会一个是人，一个是禽兽呢？墨子和孔子，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些不同，会让孟子勃然大怒，破口大骂？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三 墨子的药方（4）
没错，孔子和墨子，是都主张爱，也都主张让世界充满爱。但是，他们两人的爱，是不一样的。孔子的爱是仁爱，墨子的爱是兼爱。什么是“仁爱”？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己及人。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先爱自己人，后爱别的人；先爱父母子女，后爱父老乡亲；先爱华夏族人，后爱少数民族。甚至同一层面，也有先后，比如先父母后子女，先国君后国民。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