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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其它领域的研究者们早在30年代，主要是从50年代开始，就在提供一些证据，证明认知过程是人类动机及情绪的主要来源。要—一介绍这些繁多的研究成果，需要成卷成卷的书来写。我们在此只选四个例子，并列出少量段落：
一
30年代中期，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哈佛性格研究专家亨利·默里创立了“主题知觉测试法”（TAT），以测试性格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无意识的方面。他利用心理分析学说把这些编成了35种需要：整齐、控制、顺从、进取、贬抑、教育、友好联系（归属和友谊）及其它一些需要。35种需要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激发力量，还有许多是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从这个角度进行过调查的。
也许，研究最深的是成就需要，或者，按照心理学文献中的用语，是成就欲（nAch）。在50和60年代，戴维·麦克莱兰德及其在康乃迪格的卫斯理大学的同事们对有很强成就需要的人的性格和行为及其来源进行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研究。他们的发现有：有很高成就欲的人喜欢能提供具体反馈的工作，因此倾向于选择有可能提升和扩张的工作……成就欲很高的男孩，他们的母亲必定是从小就期望他独立，并依靠自己生活，她们对孩子的限制也没有成就欲很低的孩子的母亲那样多……对23个现代社会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个社会看待成就的价值反映在儿童故事中，并与其最近几年的电力生产的增加有相关关系。
所有这些都指明，取得成就的动机是从一个人的母亲和社会而来的，因此在本质上也是认知型的。
二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或者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自我，在孩子学会控制他获取直接满足的冲动，或者因为更大的回报或者因为不能为社会接受而推迟时，会慢慢形成。因此，较大儿童和成人身上的动机尽管受到获取快乐的驱动力的力量影响，可是，他在方向上还是认知型的。
50年代及以后，由发展心理学家们收集到的一些实验证据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发展理论。比如，沃尔特·米歇尔及其合作者让孩子们选择直接的，但是较小的满足和延迟的，但更大些的回报。7岁时，大多数孩子选择了直接满足，可到9岁时，大多数孩子选择了延迟一些但更大的奖励。
同时，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作品一直就在改变心理动力心理学的焦点。人们发现自我比原来想象的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而本我的力量却不那么强。对于心理动力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们来说，这意味着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意识的愿望、自我保护机制和价值激发的。因此，到50年代时，心理治疗者和学术性的心理学家们都在热情地探索自我战胜压力所利用的积极的认知力量，特别是面对犹豫不决的情形时抵消焦虑的希望，以及解决问题而不是无理性的防范和自我防御的解决办法。
三
20世纪的大部分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到斯金纳都是决定论者。作为科学家，他们相信人类行为，就像现实世界里的全部现象一样，是有因而起的；每一种思想和行动都是以先事件和力量的结果。这个前提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最为基本的。按照这个观点，如果人可以按照他们希望选择的方式产生行为——如果他们的行为当中有一些或者大多数都是由意志决定的，可以自由操作，而不是由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力量决定的——就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关行为的严格的法律体系。相应的，“意志”这个词在本世纪中期就从心理学中消失掉了，今天，在大部分现代教材中，甚至捎带着提一下都没有。
可是，这个概念却不愿意死亡；它改头换面，以别的名字存活下来，而且不无理由。
一方面，心理治疗学的目标就是要使病人从无意识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只能意味着，病人将能够有意识地衡量和判断一些别的办法，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可是，如果不是意志产生的行为，那么，决定又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元认知”慢慢的出现——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和管理这些过程的能力的认识。儿童慢慢地发现，记住一些事情、形成问题求解的策略、对物体进行分类有好多种方法，他们开始锻练对自己的思想过程有意识和自愿的控制。
再一方面，认知心理学一直需要设计一种现代的意志对等物来解释决策现象，这在无数思想和问题求解研究中观察到很多次了。人工智能专家喜欢一些程序中的“经理功能”，它能刺激思想，也就是，这样一些能衡量在任何点上取得的成果，并能确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步骤的程序的很多部分。有些理论家说，人类的思维同样有管理功能，也可以作出决定。可是，由人工智能程序作出的决定都是完全可预测的，而对人类决定的预测经常是错误的。为什么？在人类的选择当中，到底有没有某些自由的区域？有没有某种自由意志在自愿的控制中？我们将在下章里进一步探讨这个谜。眼下，我们只需注意下面几点就足够了：不管人类认为决策是一种完全可预测的管理过程，还是一种自愿的行动，其动机在起源上却是认知型的。
四
默里在30年代提出，社会因素通常是动机的来源，可是，这个提议却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在50年代，随着社会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对“社会动机”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是1954年由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来的一种整合的动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斯洛是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人文主义心理学运动的领袖。
马斯洛（1908－1970）是位复杂、热情而深沉的人，他的一生使他成为就人类动机进行理论化的最佳人选。他是布鲁克林一个移民家庭7个孩子中的一个，儿童时代过得很不开心，有些神经质，也是长期性的局外人。这促使他取得更高等级的、学习上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他的不快和孤独。他在师范大学、布鲁克林大学和布兰戴斯大学顺着学术阶梯向上爬，与好多同事进行过亲密的合作——行为主义者、动物心理学家、一位处于领袖地位的神经生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他本人也经历过分析）——希望能理解人类动机，并把他已经学到的一切装配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他62岁时死于心脏病，但那是在实现了终生的宏愿之后。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和来自于需要的动机是一种结构或者金字塔。它宽大的基座由生理需要构成，其它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座上；第二个高层是由安全需要构成的（安全、稳定、不再害怕等等）；再高些是由心理需要构成的，这里的大部分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归属感、爱、联系感和接受；对受尊敬、被同意和承认的需要）；最后，在顶尖上，是由“自我实现需要”构成的（满足自我的需要，“使自己成为能够成为的任何东西”）。
由其他人对社会动机进行的研究探索了许多这样的课题并清楚地说明了社会动机是如何跟个人的性格紧密相关的。比如，性格不稳定的人极需要赞同；结果，他们持续不断地要求传达社会上都欲求的特点。在性格测试中，他们会宣称自己具有令人赞扬但很少是真实的一些情操，比如：“要说很不喜欢什么人，那我还真的谈不上。”而且否认有那些不好的但经常是真实的习惯，比如：“有时我喜欢说点闲话。”大部分人都以这种方式寻求社会赞同，可是，特别需要赞同的人这样做的方式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别人认为他们是假正经，极不逗人喜欢。
社会动机的另外两个方面成了进行过相当多实验的课题，它们是对友好联系的需要（研究显示，焦虑的人比不焦虑的人更需要友好联系）和对自我价值感的需要（研究显示，毫不奇怪，自我价值感很高的儿童比自我价值感低的儿童更愿意进行社会冒险活动，以取得领导地位）。在两种情况之下，社会行为有一部分是由认知因素决定的：前者是由一个人在朋友当中会感觉少一些焦虑的感觉决定的，后者是由一个人自我价值有意识的评估决定的。
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我们读到两种对社会动机的其它领域进行的积极研究：社会性助长（当别的人在场时，或者有人看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