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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都认为，动物基本的动机是要减少驱动力，可是，在60年代，当认知又一次成为心理学最为关心的问题后，一批研究者开始觉得驱动力减退很不完全，并进行了一些实验，证明更高级的动物经常受认知需要和过程的驱动。
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过两种这样的实验。打开窗户看玩具火车，或者打开门栓却不能开门的猴子，都不是因为一种生理的需要或者受到原初大脑的激励，而是通过认知需要，也就是说，是因为心理刺激。
在50年代及稍后进行的其它一些实验显示，与行为主义学说相反，老鼠能学会做一些得不到奖励的事情——至少不是因为食物、水或者其它生理满足的奖励。在好几种研究中，老鼠选择的路线会引导它们不是找食物，而是进入一个迷宫；它们情愿选择一条通达食物的新路线，而不是已知的线路；它们学会在Y型迷宫里从黑色中分辨出白色来，为的是获取因为探索了复检迷宫而得的奖励；也学会了在笼子处于黑暗时按动一根杠杆来打开一盏灯，或者当笼子太亮时按下杠杆来熄灯。
动物不仅仅受到新奇性的激励，它们会主动地寻找新奇的情景，以便使自己受到缴励。人类特别有可能尝试新事物，以激励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我们自己跑去看恐怖电影以让自己吓一跳，我们看色情材料以缴发自己的性欲，我们与势均力敌甚至比我们强的对手进行游戏，为的是向自己挑战，也让自己的思维在解决问题中开动起来。心理学家弗雷德·谢菲尔德曾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强化人类行为的不是驱动力减退，而是驱动力引发。我们看电影、读书或者玩游戏不是非要看完，读完或者玩完，而是要其中的观看，阅读和玩本身。
这些行为在进化学说中是很有意义的。如动机理论家罗伯特·怀特于1959年所言，高度发达的动物为了生存必须学会有效地对付环境问题。对一些情境的好奇或者自我激励是为了增多学习有效处理环境的机会，因而也就得以生存和繁殖。
可是，我们不喜欢，也不去追求太多的激励，我们更喜欢适度的刺激，而不喜欢太过强烈，太可怕或者太混乱的刺激。这一点也有进化价值：我们和其它物种在中等水平上的激励中能够最佳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多实验都想证明这一点，在其中一项实验中，让志愿者在100秒钟的时间内解决20组很难的变形词问题，而得到的现金回报是很少的。让他们评判这个游戏有多好玩就可以知道他们受激励的水平了。激励程度处于中等的人解决的变形词难题最多。这个原理对每个人都很熟悉。所有那些开车的人，玩需要生理或者心理技能游戏的人，或者那些为别人工作的人都知道，当自己处于无聊或者昏昏欲睡的状态时，都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顶着极想把事情做好的压力去做时也做不好。
自我激励和解释性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就是获取能力和对直接环境的控制的欲望，这种理论最好的证据来自于皮亚杰和其他人对儿童通过游戏和上学进行认知发育的研究。我们在前面读到过皮亚杰相关的一些观察，可是，有一个例子在这里是极合适的。有一天，皮亚杰给10个月大的儿子罗伦特一片面包，罗伦特把面包扔在地上，摔碎一些后捡起来，又扔到地上，一次又一次地做，每次都极有兴趣。第二天，皮亚杰写道，他连续地抓假天鹅、小盒子和好几种其它的东西，每次他都伸开臂膀让东西掉下去。有时候，他竖直地伸开臂膀，有时候斜着伸在眼前或者脑后。当物件落在一个新位置时（比如落在他的枕头上）他会让东西落在同一个地方两三次，就好像要研究空间关系，然后，他会修正这种情形。
这样的一些活动所得出的明显的满足来自于找到这个世界如何工作，并获得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按照罗伯特·怀特的话说：
孩子看上去好像迷醉于发现他可以对之施加影响的环境，以及环境对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很令人惬意的活动……在这些结果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保护的范围内，他们会慢慢增强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孩子的玩耍因此而可以看作严肃的事情，尽管对他而言，这只是某种有趣和很好玩的事情。
这不仅在儿童时候是如此，在成人阶段，尽管不可能到达这种程度，但我们被迫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而且也增强了处理问题的能力。
可是，这并不能解释有些人寻找对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问题的答案这种强列的冲动：比如，宇宙的年龄和大小、蜜蜂告诉彼此如何寻找蜂蜜的办法，或者人类性格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如已故的天才动机理论学家丹尼尔·伯林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好奇的动机力量所写的：
没有哪一种现象像人类的知识那样成为长期讨论的主题。可是，这种讨论通常会忽略对于寻求知识这种力量之下的动机……很奇怪，许多能够激发最为持久的探索，并在找不到答案时引起很大苦恼的探寻，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或者紧迫性。人们只需考虑一下一些形而上学者对某些本原论的探寻，或者考虑一下一些喜欢文字游戏的人，就可以让自己相信这一点了。
伯林说，学习和理解的欲望在部分程度上可以由心理分析学说、格式塔心理学和强化理论进行解释，可是，更为完全的解释在于好奇的动机。按照伯林的观点，在好奇的后面，有比对于实际知识的欲望更为微妙的需要。奇怪和令人困惑的情景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冲突，正是由于减少冲突的欲望迫使我们去寻找答案的。使爱因斯坦产生想出广义相对论的动机，并不是其巨大的实际成果，而是被他叫做‘对于理解的狂热”的东西，特别是理解为什么他的狭义相对论与牛顿物理学的某些原则过不去。
在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在得到有关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的新发现的同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思维而不是内脏、丘脑或者边缘系统经常是情绪经验及其生理症状的主要源泉。其中的一些证据有；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般都认为，当某个犯了罪的人听到人们读一些单词或者提出一些问题时，其中的一些是中性的，而有一些又是与犯罪相关的，后者经常会引起嫌疑犯血压升高，皮肤电增大。在50年代和60年代，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另外一些证据性的症状，并改进了测谎仪技术。有意识的思维会影响情绪——至少会影响有罪的焦虑及其相关的生理症状——这种假定被确认了。
——1953年，一位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研究了五十多个吸大麻的人。他发现，除开其它的事情以外，得教刚开始吸大麻的人注意并分辨他们的感觉，确定何者为“兴奋”状态，并把它看作快乐。兴奋的生理感觉有相当一部分的意义来自于认知及社会的因素。
——在1958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约瑟夫·布雷迪通过电击使成对的猴子处于常规的压抑状态下。每对猴子中的一只可以通过按下一根杠杆而延迟电击20秒；另外一只猴子的体验与第一只猴子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它要么就不被电击，要么按照第一只猴子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那样电击。）令人惊奇的是，可以避开电击的猴子会得胃溃疡，被迫的猴子却没有。很明显，第一只猴子的预期和由其能够控制电击的能力所施加的负担产生了焦虑及其肉体症状。处于电击控制组的猴子很快被称为“经理猴子”，因为它们的情形与人类当中处于高度压力和不断的危机预期之下的的经理们很相似。然而，并不仅仅是预期引起胃溃疡的。当一位名叫杰伊·威斯的研究人员重复布拉迪实验时（用老鼠而不是猴子），他增加了一种警告性的音调，让经理老鼠（但不是被动组）们采取行动。两个实验组都得了胃溃疡，可是，由于警告音调的安全保障，经理组的老鼠比被动组的老鼠所得的胃溃疡要轻得多。
——1960年，埃克哈德·赫斯（前不久我们看到他在一只机械母鸭身上印上野鸭图案）对一些看着不同图片的志愿者的眼睛拍照，男人的瞳孔在看到女人的照片时会扩大，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女人的近照时；女人的瞳孔在她们看到婴儿，特别是看到与母亲在一起的婴儿时也会这样。辨认并评估图片内容的思维向边缘系统发送信号，后者接着就生成了周边及中枢神经反应，即，瞳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