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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最终就成了现代心理学的中心问题，而情绪现在也被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的。对动机和情绪的研究从哲学思辨开始，在科学时代首先转变成对生理需要的调查，然后转变成对神经系统功能的调查，再后转变成对认知过程的调查。它是心理学自身进化的范式。
肉体理论
什么样的人会让一只关住的老鼠饿上两天，然后把它关在笼子里面，再在笼子远处放上一两粒食物，让老鼠抓不到食物，而只有在接了电的栅栏上乱抓，因而使它的爪子触电？什么样的人会把一只母鼠放在笼子的一端，然后把它的幼鼠放在笼子的另一端？
你可能认为只有虐待狂才会这么干。可是，卡尔·J·沃登是一位很体面的年轻人，根本谈不上什么虐待狂，他只是行为主义时代一个典型的实验心理学家。时间是1931年，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仪器是他发明的，即“哥伦比亚障碍笼”，通过这只笼子，他在想办法客观地测量两种动机来源的力量，即饥饿驱动力和母性驱动力。
他希望，他的数据会给一个简单的假设提供证据：老鼠的需要越强，其满足需要的动机或者驱动力就越强。测量对食物的需要很简单，就是看老鼠有多长时间没有食物，对因之而来的驱动力的测量就是老鼠会跨过电栅栏想再取一点食物的频率。这项实验在老鼠饿到第3天时就证明了沃登的假设是正确的。到第三天之后，老鼠会变得无力，也不再费力跨越栅栏了。动机研究没有比这个更客观的了。（用母鼠及幼鼠进行的实验不那么尽如人意，幼鼠不在时，不会造成如饥饿一样明白无误的需要。）
根据沃登的报告，就跟在其他一些行为主义著作中一样，根本不谈什么本能。行为主义者相信，高等动物（如哺乳动物）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学习的结果，他们认为本能理论是倒退的。到20年代，他们已经把动机行为有目的的行为力量称作“驱动力”而不是本能。曾在1918年提出过驱动力概念的罗伯特·S·伍德沃思说，尽管有机体具有天生的一些机制来从事比如寻找和吞食这样一些活动，可是，这些机制一般都是闲置不用的，直到受到一个驱动力的激发为止，这个驱动力会使这个动物趋向一个它知道能够满足它的需要的目标。行为主义者认为驱动力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概念。另外，驱动力跟本能不一样，它是心理学家们可以通过实验条件进行制造、测量并修正的，以确定动机的规律。
这些假想当中，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假设，即生理需要越大，满足它的驱动力就越大，这个动物会表现出来的活动也就越多。为了检测这个假设，1922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位名叫克特·里奇塔的心理学家把鼠笼绑在弹簧上，使其自动记录老鼠的活动。留下的痕迹非常令人满意，它们显示，饥饿的老鼠偷偷地在笼里窜动，次数比不饿的老鼠多些。1925年，在北卡罗莱那大学，J·F·达谢尔利用一块复选板进行同样的试验。他数了一下老鼠进入方框的次数，发现饥饿的老鼠踏进的方框数多于喂过的老鼠进入的方框数。1931年，沃登的“哥伦比亚障碍笼”是检测同一种驱动力当中更好些的办法。
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来探索其它的主要驱动力，包括起源于对液体、氧气、性交、适宜的温度和避开疼痛需要的那些驱动力。1943年，动机的这些生理方面被喜欢数学的行为主义者克拉克·哈尔溶入了一条极为简单的理论，他认为，所有的驱动力都在寻找同样的基本满足——松驰因为生理需要而形成的令人不快的紧张——所有动物寻求的理想状态是来自于所有驱动力的满足的平衡。几乎半个世纪以后，个体生态学研究将会显示，许多动物在其肉体需要得到满足后会在一小段时间里处于不活跃的状态，狮子在在饱食过后会在同一个地方呆上12个小时而一动不动。
可是，许多行为形式并不在哈尔理论所描述的范围内。一条狗会听从命令不去满足生理的需要而去逗主人高兴。硕鼠会在一只锻炼轮上无明显目的地乱跑。一只老鼠可以学会按下一根杠杆以使其滴下几滴有甜味但并无营养的水。为了按驱动力减退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些行为，行为主义者认为，存在一些像“后天得来”或者“次等”的驱动力和动机。这些是从非生理的需要中产生的，可是它们会通过与原初驱动力的联想而得到其动机力量。比如，狗学会听从主人的命令，因为首先它会得到食物奖励和同意，最终它会形成寻找同意的驱动力，而同意就会变成奖励。
然而，这种对驱动力理论偷工减料的修补并不能解释其它一些行为。它不能解释硕鼠为什么会在轮子上无目的地跑动，也不能解释小鼠为什么会想办法搞来一些甜水。而且，除非“次级驱动力”的定义非常广泛，可以包括并没有通过使其与一项生理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否则，它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猴子在一种实验中一而再地打开一扇窗户（窗户只能开30秒钟）以便看到一列玩具电动火车在外面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猴子在另一些实验中会一再地松开一连串的钩子，哪怕在它们已经明白松开钩子并不能打开任何一扇门之后也是一样。也不能解释一位音乐爱好者去听音乐会，一位改革家辛苦地变革社会体制，神学家努力向人类宣扬上帝指定的道路，一个悔罪的人为什么用铁链子抽打他的后背，一位登山者为什么要攀登马特合恩峰，也不能解释心理学家调查动机的现象。
哈尔认为驱动力减退是所有有动机行为的最终目标的思想，受到1957年在麦克吉尔大学进行的一项著名的感觉剥夺试验的挑战。一些志愿者戴着有垫层的手套和半透明的头罩呆在一间小房间里，头罩仅能容纳光线但看不到图象。他们在房间里呆上好多天，躺在柔软的泡沫皮垫上，空调器单调的声音盖过了其它所有的声音。（只允许他们偶尔出去进食、上厕所和受测试。）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准备好好地做一次长时间休息，可很快发现由于没有所有感觉刺激，因而很难受，感到很茫然。他们无法连贯地思想，情绪从极度高兴到十分恼火之间动荡不定，他们在心理能力标准测试中的行为有明显的减退，其中少数人还体会到了幻觉，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在实验几天之后就要求放出去。
很明显，许多行为动机是由复杂的需要激发的，而且是由自律中枢神经系统及思维生成的。这就是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们一直忽略了的。
尽管行为主义者可以观察并测量与动机有联系的外部活动，但是，他们既没有观察也没有测量情绪的生理指标。一只老鼠可以告诉他们它所感觉到的东西，而且尽管人类也可以，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信息是不可检测，也没有科学价值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感觉受到行为主义对可接受证据的约束，有些人愿意接受一个人对他或者她正在感觉着的东西的认同。可是，就算是这些人，在本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中也主要只对伴随着受试者说他们感觉到的情绪的生理变化有兴趣，而研究者们相信，这些东西就是那些情绪的来源。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一样，这种理论首先是由威廉·詹姆斯在1884年提出来的，而几乎在同时，一位丹麦生理学家卡尔·朗格也提出了这个理论。詹姆斯－朗格理论认为，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一个令人激动的事实会带来身体的变化，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知觉就是情绪——这与我们认为某项事实激发一个情绪，因而产生身体变化的印象是相反的。（如詹姆斯所言，我们遇到一头熊时会发抖，因为发抖，我们会感觉到害怕。）
在许多年里，詹姆斯－朗格理论一直为人们广泛接受，到20年代，当新的生理测量方法出来以后，研究者们就能够更为客观地测量詹姆斯只能靠主观来观测的一些身体变化。他们的目的是要看看血压、脉搏和出汗这些被自律神经系统（ANS）——处在大脑和脊髓之外的那部分神经系统——控制着的具体的变化，是如何与受试者说他们已经体验到的情绪发生相关关系的。
在那个时代的放任自流精神鼓舞下，有些研究者对受试者施加了今天看来不可容忍的压力。比如，一位名叫布拉茨的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