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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吴二位先生在洞穴里这堆箱子中间已经捱过了35年。1948年圣诞节前后，这两个当时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被迫秘密离开岌岌可危的石头城，趁着夜幕与这些重兵押运的古物珍玩随战舰泊到台湾。从此，麦、吴及其同僚与国宝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他们如数家珍地讲：“若要开启任何一个箱子，须有四个人在场。因而不曾丢失一件物品。”一般人士无从知晓，这些宝物惊险离奇的经历并非始于1948年，而是在此之前已经坎坷辗转了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
世上没有一个博物馆曾有如此艰辛悲壮的遇遭。
“龙队”出宫
北京的故宫，原名紫禁城，帝制覆灭后，于1914年辟为“古物陈列所”。本文的主人公那志良，十八岁那年来到此地。在一个仲秋微寒的早晨，北京的皇城首次全部对外开放，他奉命为川流不息的参观者维持秩序。当时的皇宫已委以新名“国立故宫博物院”。首展大典定在1925年10月10日，恰逢民国成立十四周年纪念。
故宫早已对外开放，末代皇帝溥仪却顽固占据着其中几座建筑，还仍身着黄袍，在高墙深院里面过着阔绰奢华的生活，被簇拥在老谋深算的命臣与太监之中。民国当局并不怕他复辟清室，真正的忧虑却是他按祖上的惯例，视皇宫珍宝为可随意处置的私财。自本世纪初，皇家收藏的文物已开始在京城散失。有的入了近臣的私宅府第，有的到了古董巨商的股掌之上，有的竟被拍卖于市井街头。
1924年，民国当局在“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刺刀支持下，以有人密谋复辟为借口，限令溥仪速迁出宫。11月5日，溥仪及其太监、随从、宫女们组成两千余人的“龙队”，战战兢兢地离别了重兵重围的皇宫。他们只准携带个人行装用品，而且均须逐件检查，对夹带的珍珠宝贝，尚有姑且放行，但对从溥仪行囊中检出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贴》和仇十洲的《汉宫春晓图》，则决不通融。搜查嫔妃，不用男性，特意请出了北大女生，以严大防。溥仪一行亡命到天津日本租界，做起了逃难寓公。
转移石头城
皇室出走的次日，北京的接收大员就进驻上任。此间又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为此，专门募选了一批志愿囊助的青年，其中有那志良，和本文的另一主人公吴玉璋。他们的使命是对国宝盘点清查，制表造册，鉴别真伪。上面有令，十个月后双十国庆之日，博物院必须对外开放。
“双十节”早9时起，不知是几万还是十几万观众蜂拥而来，京城一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力争先睹为快的市民在精美的字画、玉雕和唐彩宋瓷面前惊异得瞠目结舌。人们四方传诵，今日的共和制确实是得道意向，这些珍宝永远充公归国，执属于民了。
不想，“永远”之说定论尚早。仅仅七个寒暑之后，这出悲壮史剧的第二幕就已揭开。一纸协定，北方的军阀归顺到蒋介石麾下，然后开进北京。1931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六个月后，把溥仪扶上伪皇宝座。战火又将在神州燃起。蒋介石一道手令，要转移京城的文物收藏，1932年开始收拾装箱，那、吴二位即与众人一道再三筛选，将最为珍贵的文物运走。
1933年春，近两万个箱子已装填完毕。2月5日深夜，十余辆武装押运的卡车首批驶出故宫，直奔火车站。头两列火车在黎明前摸黑启动，博物院首脑与宪兵队长、警卫官长随车坐镇。车顶布起几架机枪。那、吴二人各乘一列，并与押车的军警逐一检查车箱的封条。每到一站，地方上均派人照应，铁路两旁逐段都有马队随车驰骋。夜间行车，在重要关口熄灯，主要员司和衣而卧；即便如此，在徐州也险些遭到千余匪众劫车。因绕道陇海，第四天才到南京。另外四个车队也随之而来。此行一直走到5月10日。
踏上逃难之路
待抵达南京，才知安放之处毫无着落。一行人马只得先到上海落脚暂栖。此时也顾不得是否有失国体，将文物托庇进法租界的天主教堂，“暂栖”了三年。
1936年8月，南京的工程总算告成。一座四层钢筋混凝土建筑连接隧道直通山中。蒋介石即责成参事杭立武务将文物安全运抵。杭立武担忧的是南京终非这批文物的妥善归宿，因日本侵略军图谋南下之心日趋明显。应该预见到此次迁运仅是一出长剧的序幕，日后搬运跋涉的文物包装岂能敷衍，正是这种深谋远虑拯救了这批古玩珍品。1936年夏，上海居民有幸看到了街头的一幕奇景：一伙彪形大汉将盛满普通瓷质餐具的金属大箱，从饭店四楼上凌空抛下，又急急奔下街来察看，如发现餐具破碎，他们便摇着头很快重来一遍。如若杯盆碟碗完好如初，屡试不爽，他们便手舞足蹈，乐不可支。杭立武别无他计，只好依从古董商人和包装技工的主意，用这类试验来提高安全系数，保护原属皇上的娇贵瓷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中日两军首先在华北大动干戈，战火延绵了整整八个春秋。文物运到南京不到一年，尚未完全安顿，便又将踏上逃难之路。战事屡屡告急，势如兵临城下。如此众多的文物既不能就地遗弃，又无法全部携走，只得匆匆选择了远离前线的三条路线分头疏散，相约最终在西南腹地的两个省份贵州和四川重聚。
黔路不易 蜀道更难
1937年8月14日，首批八十箱文物先期从南京启运。那志良率队，先乘船溯江到汉口，再经铁路陆运长沙。为等待长沙附近专修的山洞竣工，箱子临时存放在长沙大学图书馆。不料自当年十月起，长沙也朝不保夕，于是全部物品只得重新装上卡车开赴贵州。未过几日，日机便飞到湖南省城上空，一番狂轰滥炸，夷平了这座图书馆大楼。
这八十个箱子运抵贵州，无处安置，在贵阳城内流落了一年。后来，才在贵阳西南安顺镇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那真是天造地设的理想处所，只消装门加固。布上守军，便大功告成。果然，箱子在这里躲过了长达八年的战争。
八十个箱子毕竟是区区小数。在南京，另有九千个箱子始终堆放在这个人慌马乱、鸡犬不宁的城市码头上，熬过了1937年夏秋两季，等待着最后一刻的突击抢运。好在杭立武凭着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的头衔和手中的巨款，终于租定一只去汉口的英国火轮。装船之役唯有管理人员自己承担，一连数日，辛苦不堪。
偌大的中华，当时已沦丧了半壁江山。同是炎黄子孙，有的在前方浴血奋战；有的已卖国求荣；有的保家保命，一逃了之；有的趁火打劫，发国难财。有几个甘愿舍命陪“君子”，死守着这堆不能吃、不能穿、不敢丢、不敢卖而又惹是生非、凶多吉少的古玩字画！轮船抵达汉口，一时找不到存放箱子的库房，前线频频告急，为从长计议，此地不能久留，乃决定运往新的目的地陪都重庆。1938年10月12日，汉口遂告失守。次年5月30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山城重庆，此后，几度丧心病狂的轰炸，造成毁灭性的火灾。这批装运文物的箱子只好离开疮痍满目的陪都，再次上船启运，开始了向着西南方向的旅行。蜀道难似上青天。重庆以上的水运诸多不顺。有时水位过低，大船只得搁浅，将东西卸下后装到平底木船上，靠纤夫逆水拽行。人们日夜兼程，不敢稍有疏忽怠慢。后来连平底木船也寸步难行。在与重庆和成都鼎足的宜宾，不得已卸下九千三百六十九个箱子，堆放数月。此间，看守无一日安宁。待那志良转回找到他们，才一起到了乐山。数千辆马车在泥泞中辗转蹉跎，兵荒马乱，一路颠簸，文物居然无一件损伤！此后，这批箱子竟在乐山寺院中一直安放到战争结束。
虎口脱险 火海余生
吴玉璋负责运送第三批文物。这7229个箱子的境遇最是不堪回首。1937年12月8日，国宝装上火车，在一片恐惧的炸弹轰隆声中离开了南京站。仅隔一周，日寇进占南京，烧杀抢掠，作恶达一月之久。城中半数生命财产处于铁蹄蹂躏之下，死亡人数究竟有几十万，终无人确晓。所幸的是，那批箱子已经抢运出城，直驰西北方向。
火车风驰电掣，沿路各站不停，唯恐出现意外。但在枢纽站徐州添水加煤之际，遭遇十余架日军轰炸机突袭，专列仓猝启动，刚出站区，身后的月台及铁路线即被掩埋在一片火海之中。
次日，一行赶到郑州编组站方才放心停下。吴玉璋下车到远处大楼去找站长联系接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