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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不去上班！”
“晚一点儿没什么。。儿子呢？”
“上学去了呗！”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我。。我怕你是病了，你在发烧。。”
妻子温柔地伏在他身上，和他脸贴着脸，对他显出无限的偎爱。
“原谅我，我不该对你那样。。”
妻的小手捂住了他的嘴。。
“给咱们的儿子，把名改过来吧。别再叫韩敏太郎了。”
“听你的。”
“我爱你。很爱很爱，尤其这会儿。。。”
“我永远是你的第二小宝贝，小心肝儿。。”
妻妩媚百种，轻轻地吻他。。
而他顺势将她扯上了床。“别嘛，昨天晚上不是才。。”妻娇羞地半推半就。。“我还要。。”他将他的妻子搂紧得快要窒息了。他恨不得将她搂入到自己的胸膛里
去。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放心地感到她还是他的女人，将永远是他的女人。。“这刀多少钱？”“三十元。真正的蒙古刀，瞧这刀锋，快得刮胡子都可以了。。”他并没讨价还价，买下了它。在那一天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和日本东京附近的
一个小市里，分别有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中国男人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化了。那个日本男人和其中的一个中国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男人。都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庭。他们的妻子都是他们的爱妻。他们的儿子都是他们的娇子。另一个中国男人自然是姚副经理。。
中国和日本的几家小报，分别对此作了些渲染性的，以图取媚读者的报导。一个时期，成为中日两国某些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但不久也就如一阵风似的，从普通的人们的头脑中刮过去了。。
父亲
作者：梁晓声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
的鸟儿。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
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
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门，屋地打井”。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
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
的想法，父亲如果出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
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
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像。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导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
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还焦急。“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们小学二年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
“结巴嗑子”。我，出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
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成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嗑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
了。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母亲属羊。像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
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20 年。
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幢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亲们的。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
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感。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用，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
弟弟，异常严肃他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怎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
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饭量大了。党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浪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莱疙瘩，瞧一顿顿吃的多欢，吃的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自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
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的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的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大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