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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封信给我！我要怀疑你是一个小骗子，拒之门外，你今后成名了，岂不要对我耿耿于怀么？”我说：“您不是已经将我当成客人了么？”他笑道：“这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学生味，毫无骗子行
迹！”说得我也笑了起来。我见阿姨摆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辞。他不放我走，说：“你这小青年太岂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学生，第
一次到我家里来，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不留下吃这顿饭，怎么讲也都是我
的不是了！”我只得留下。一会儿，阮若珊老师回来了，他们的小女儿也回来了。加上阿姨，我
们五个人，开始吃饭，宗江老师那天似乎特别高兴，为我开了一瓶什么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难却，抿了小小两口，脸便彤红。
他们的小女儿瞅着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发窘。吃罢饭，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师怕我果真是醉了，让我吃一个梨，喝杯茶再走。
喝茶时，他问我住什么地方。
我撒谎搪塞过去了。
他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衣兜里只剩十来元钱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钱，但羞于开口。
他一直送我至锣鼓巷公共汽车站。
那一夜我是在火车站度过的。
至今我到北京已经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师家，第一顿饭是在宗江老师家吃的，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八年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时时有人转话给我：“黄宗江问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黄宗江说，晓声是不是有了点名气，就忘了当年自称是黄宗英的学生，在我黄宗江家里吃过饭啊？”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这篇文字完成之后，一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八年了，太说不过去了。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税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本应是块“净土”，但素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折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蝇苟苟之事，我看目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我在北京站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在车站大厅二楼的洗漱室洗了脸，像个“文明盲流”似的晃出了北京站。
我想，我这个未来的北京公民，今天无论如何得在北京找到个住的地方。我不能接连三天都像个“盲流”似的在火车站栖身。那也太对不起我书包里面的复旦大学毕业证书了。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不算少。但与他们在北大荒相处时，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北京公民，也就从来没有记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住址。
猛然间想起木材加工厂一个北京知青曾对我说起过，他的妹妹好像是在大栅栏的一个什么鞋帽商店当售货员，决定去碰碰运气。
大栅栏有好几家或大或小的鞋帽商店，我一一询问。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哥哥的名字，这么找人真难找。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还终于将她找到了。
她听我说与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厂生活过，对我非常亲热，就请了假，将我带回家中。她家住大栅栏茶儿胡同十一号。两间小屋，她的父亲瘫痪在床住外间屋，她和她的母亲住里间屋，睡一张很窄的双人床。她猜到了我没吃早饭，匆匆忙忙地给我做饭。
一会儿她就将饭菜做好了。我默默吃着，觉得胃肠饱胀，虽然昨天至今天，仅在宗江老师家吃过一顿饭，却吃不下什么，不忍辜负她的好意，强吃。她则静静地看着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册，重新在我对面坐下翻。翻出一张，递给我，微笑着问：“照片上就是你吧？”我放下筷子，接过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块儿照的，两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挺威风的。我很有感情地注视着那照片，说：“是我。”心中暗想，不知这顿饭吃完了，我还该到哪去？她收回照片，问：“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啊？大学毕业了，又分到北京了，难道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实话实说了吧！兴许她真能帮我
找个住处。就将自己这种暂时不太美好的处境告诉了她。她思索了一会儿，说：“你看，我们家也没你住的地方。这样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饭我就带你去！”也只好如此。能暂时有个地方住，我一口饭也不想再吃。她就将我带到了男朋友家。离她家不远，在排子胡同。她和男朋友商
量了几句，引我走进一间新接盖起来的砖房里，不大，十来平米。新的双人
床，新的被褥，一对绣花枕头，一张新打的还没上油漆的写字台。她红着脸说：“这是我们未来的新房。”我也红了脸，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她说：“有什么不行？
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嘛！”
她的男朋友也说：“别见外，我两个姐姐都在北大荒。她们每次探家，在哈尔滨转车，都要在你们哈尔滨知青家里住上一两天，都是哈尔滨知青接站送站。哈尔滨知青讲义气。我们北京人对哈尔滨知青也得够朋友！”
我就这么的，在人家未来的新房里住下了。有了住处，最需要的便是睡觉。从上海到北京坐的是硬座，昨天奔波了一天，又在火车站“夜游”，困乏之极，他们走后，我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醒。醒来就去逛大栅栏，逛天安门广场。逛够了才回来吃晚饭。吃罢晚饭，我那“妹妹”来看我，和她的男朋友一块儿陪我聊天。她临走时问：“梁哥，你肯定缺钱用吧？”
我说：“不缺不缺。”她说：“不管你缺不缺，给你留二十元钱。”将二十元钱压在枕下。我说：“我第一个月开支就还你。”她说：“你看，你没说实话吧！这就是你的家一样呀，还客气什么！”三天后，我又到文化部去。接待过我的那个女同志问我：“你是愿留在部里，还是愿到具体文艺单
位？”我反问：“留在部里将分配我作什么工作？”她说：“可惜你不是党员。否则可以分到组织部、干部局。不过你的毕
业鉴定不错——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这一条很重要。凭这一条鉴定，你可以先到部‘清查办公室’协助工作，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正缺人。”
我说：“那还是分配我到某个具体的文艺单位吧。”她说：“这可关系到你今后的个人前途，你再慎重考虑考虑。留在部里有留在部里的好处，解决组织问题容易些，你档案中那条鉴定对你非常有利啊！”
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她说：“随你便！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四个文艺单位任你自己选择。”
我考虑了足有五分钟。我想，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去能干什么呢？当教师？我懂什么电影理论或戏剧理论？还不叫学生把我从讲台上轰下来？到青年艺术剧院？我对话剧又不甚感兴趣。到电影制片厂呢？我在电影制片厂又能担当起什么呢？那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各方面的艺术知识、艺术修养太少了！
我讷讷地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文学编辑呀？比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这样的单位，我的最大愿望是今后能当一名好编辑。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