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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儿。
我双手捂住一个短暂的梦取暖。我忽然想起行李还搁在行李架上，有些不放心，想过去张一眼，谁知刚一迈脚，就听到脚下的响声有些异样。我低头一看，天啦，站立的地方全是水，正顺着钢板的缝隙滴向那条滚滚向后的铁轨。到底是哪来的水呀！
我狠跺了两脚，急得快哭了出来。我神经质地来到过道上向两侧的车厢看了看，暂时没有人过来。我回到那滩水边蹲了下来。水看起来很清，我伸出食指沾了一点，想嗅嗅有什么味。手指接触到水时，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水冰冷的，就像是刚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水。恍惚中我想到那尊叫“少女”的冰雕，一定是她在通往南方的路途中开始融化了。除此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如果我不想一路滴着水遭人嫌弃的话，我就必须尽快地把她忘掉，那个冰美人只属于千里冰封的北国，你无法把她带走。于是我凝神屏气地执着手指数数，不让自己的脑筋有片刻的偏离，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只要厕所没人，我就让自己在有下水道的厕所里站着。
回到南京时已是大年三十。车过济南我就开始发烧，我想我肯定是要病一场了。
我一路硬撑着，直到最后提着三头稀巴烂的酸白菜栽倒在刘贵祥的家里（学校宿舍肯定已经封上了，我没处可去）。刘贵祥一见到我就冲我大喊大叫起来，他嘴四周长了一圈的燎泡，显然他已经急坏了。放寒假时我只给家里去了一封短信，告诉父母我不回家，想利用假期做一番“社会调查”（这个词当时在大学里特别时髦）。
他们收到信时，我已经在路上了。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事先申请的话，他们准不同意。我也没有跟刘贵祥讲，因为他肯定会打电话去请示我母亲。我父母收到信时立刻打电话给刘贵祥，后者放下电话就直奔我宿舍，但是早已人去楼空。刘贵祥认为这是他工作疏忽造成的，一再向我母亲自我检讨，并且供认了曾付我四百多钱的事实。我母亲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她严厉地批评刘贵祥，怎么能给那么多钱呢，那孩子手上钱一多准出事，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刘贵祥因此精神压力很大，所以要对我大喊大叫，所以在对我大喊大叫一通之后要我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他说，先帮我存着，这是我妈关照的。然后他就下楼给我家里打电话，告诉我父母他们的孩子安然无恙，并且已在他的掌握中。那一年春节我是在刘贵祥家过的，一则是因为不赶趟了，从南京到我家坐长途汽车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路，车次又很少；二则是因为刘贵祥不想让我家里知道我已病倒。但是刘贵祥家却倒霉了，只能用照顾病人的方式来过年。他老婆林志敏在我昏睡的时候捏住鼻子把那三头已经发臭的酸白菜恨恨地扔进了垃圾箱。
z 现在我得交待一下刘贵祥和我的关系，说起来还颇有渊源。他是我母亲的学生，不是顶优秀的学生，但是是顶好学。顶听话的学生。刘贵祥读中学那阵子，正是我们家最灰暗的时期，父亲被隔离审查（海外关系、特务、发报机），母亲从县中被遣送到一所条件简陋的农村中学教《物理》。那个年代没什么人读书，尤其是在农村，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偶尔有一个愿意教的，更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走运碰上一个愿意教的。但是刘贵祥最早出人我们家与学习无关，是带着重要的任务来的。他家庭出身不好，是镇上小业主的后代，脸又太白（是唯—一个抹雪花膏的男同学，常被讥笑），他被组织上派来监视我母亲的一举一动。因为我母亲被怀疑是特务父亲当然的同伙，但是她不好惹，不管是教师、学生还是工作队都惧她三分。刘贵样想好好表现，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也好改善一下他的现实处境。当时框式收音机还是希罕之物，但是我们家有，是红灯牌的。刘贵样固执地把它拆开，以证实里面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隐藏着一个发报机。他把零件拆得到处都是，但是无法把它再装回去，被我母亲骂得狗血喷头（当时他还不是无线电迷，我母亲还没有为他启蒙）。他把我们家七八摞旧报纸统统搬出来，掸去灰尘，翻出其中的《参考消息》，一期一期地核对，发现少了两张，怀疑已被我父亲弄到国外换了美金。最艰难的工作是他试图破译我们家的密码。我的父母都是闽南人，他们彼此用闽南话交谈。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家里只讲闽南话，因为我奶奶不懂普通话。在苏北话的氛围里，闽南话恍若天音，很自然地被怀疑成特务组织的联系暗号。刘贵祥拿着一支笔和一本工作笔记，三大两头地像件新家具赖在我家里，只要听到我母亲说一句闽南话，就立刻上前追问那是什么意思。我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就告诉他，他如获至宝地用汉语拼音把它记下。我奶奶经常拿着条帚像撵小鸡一样把他撵出门去，刘贵祥便向上面汇报说，这个南蛮奶奶目光凶狠，很有可能是这个特务组织隐藏最深的头子。可惜他的工作两边都没讨到好，只使他在学校里更加被人瞧不起。他有一个优点，任凭我母亲怎么骂，刘贵祥都不生气，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坐着，但是就是坚持不走。有时他看看四下没人，还迅速地把我家的水缸挑满水，或者帮我家拉一车煤球。
到我记事的时候，不愉快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我家的境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刘贵祥还是常到我们家来，但是已不是密探，而是一个无线电迷，在我母亲的指导下，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无线电迷。他起初学无线电有着非常实际的考虑。因为家庭的原因，招工招干招兵都不会轮到他，刘贵祥想有个一技之长，以后也好摆个摊子帮人修修收音机什么的。是我母亲纠正了他，一个年轻人不能这么计划他的未来，他应该有高一点的志向。我母亲这个人心地宽厚，对我父亲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做到既往不究，而刘贵祥一直觉得心中有愧，从此对我母亲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经过这么多年，事实已经证明他对我母亲的尊敬是真实的、由衷的。插队的那段日子是刘贵祥最绝望的时候，他一有机会就一身泥巴地跑到我家里来哭诉，我母亲总是耐心地安慰、鼓励他，借书给他看，并且帮他跟校长说，让校长同意他把学校厕所里的大粪挑到他所在的生产队去交差。后来我母亲又跟校长说，让他帮忙把刘贵祥弄到学校实验室来做临时工。这是关键的一步，刘贵祥终于有了时间和条件去补习功课，重新树立过一种有知识生活的信心。再后来还是我母亲跟校长说，让他出面四处找关系，最终让刘贵祥得到了去南京上学的机会。我母亲对校长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因为这个校长就是我父亲。应该说刘贵祥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学着我父母叫他小刘，他有了儿子之后我还是习惯叫他小刘，只是到了近几年刘贵祥老得厉害，甚至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老，我才改口。但是一改口就麻烦了，我真不知道叫他什么合适，于脆什么也不叫了。我小的时候有望呆的毛病，一望上就不知道回家，有路我就顺着走下去，没完没了。有好多次都是小刘把我找回去的。小刘喜欢带我玩，和他在一起，我妈就比较放心，但是我不喜欢跟小刘玩，印像中他唯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会双手倒立，但还不是通常所说的拿大鼎，他必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棵树才能勉强立起来，动静特别大，但是经常不成功，为此还摔伤过脖子。每次我不高兴时他就双手倒立来取悦我，我估计在我成长过程中，刘贵祥为我做过一千五到两千次这样的双手倒立。在我上学以后，母亲有意把小刘树立成好学、听话的榜样，让我向他学习，但是遗憾得很，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向榜样学习的人。后来父母决定让我报考南京的大学，也是我高三那年寒假由刘贵样最终促成的（他每年都要带上礼物从南京回来看望我父母），他向我母亲担保，他可以照顾好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日子越过越好，我母亲偏头疼发作的主要病因慢慢地集中到了我身上，但是当她想到我的榜样正和我呆在一起时，心里就宽慰了许多。
据我所知，我的榜样刘贵祥三十岁以前的情感生活并不单调，有一个恋人和两个性伴侣。那个恋人姓吴，叫吴线电。那两个性伴侣和他的关系都十分和谐，一个姓左，另一个姓右。拖到三十岁他才迫于各方压力经人介绍认识了偏黑、偏矮、偏胖的林志敏。但是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