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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极大的不满，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
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尼奥尼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来形容自己的工作，那是他自己的谦称；但是作为中国观众，也许用得上这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安东尼奥尼：一个行者的遭遇
受邀来华拍片
在中意重新建交后的1971年5月，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1972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他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来北京前几个月，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于是，他的摄影机犹如他的眼睛一样真实地记录下中国。
突如其来的大批判
由纪录片而引起外交事件的例子在纪录电影史上并不鲜见，这部被贝尔托鲁齐认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使得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中国遭到未曾预料的批判。然而对于一部纪录片发起如此持久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的情况却不多见。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中国人民不可侮》的第一篇。至此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就如暴风骤雨般而来，批判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仅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
对于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而是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场景，这可以说是当时国人批判安东尼奥尼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安东尼奥尼要拍什么‘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计划”，“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诸如此类。
作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安东尼奥尼眼中的世界确实是不完美的；作为西方现代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视通过影片表达自己的个人体验。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对于西方纪录电影观念的极大差异，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政治时段，使得这种个人体验似的影像表达成为了被批判和被指责的对象，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之中。
威尼斯的痛苦
1964年安东尼奥尼曾凭借《红色沙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狮奖”，那年他52岁。然而时隔10年，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却在获得荣誉的地方遭遇了痛苦。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后，由于各方的压力，最后更换了另外一家影院。影片之前加映安东尼奥尼新片《职业：记者》的片段，正要进影院时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了，面对这一切，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他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并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学术观摩在北京举行。安东尼奥尼的妻子恩里卡特地代两人为《中国》与中国32年后的“重逢”写来致辞：“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72—1976年 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愚公移山》
伊文思：漂泊东方的西方人
“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短短22天的行程不同的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历时5年完成，片长达12小时，这12集的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世界电影史上伊文思被称作是纪录电影的先驱，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被称为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以摄影机为武器支援民族解放的运动。更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在中国拍摄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并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变动中的中国，他亲切地把中国唤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电影大历史：寻找失落的现在
“寻找失落的现在”，米兰·昆德拉用这句话启发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时间的艺术。我不知道曾经用深情的目光注视过中国这片热土的伊文思，如果依然健在，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再次聚焦中国。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回望曾经放逐自己的祖国。
1938年伊文思首次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四万万人民》中他没有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颂扬和嘲讽，有的只是展示事实，纵然审查官们费劲力气，他的摄影机还是与那些控诉战争的目光不期而遇。1946年，伊文思在拍摄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召唤》，以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而被自己的祖国荷兰视为叛徒，此后的40多年一直漂泊异乡。
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就变成了一个隐性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保持沉默。那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显得异常孤立，伊文思预想沟通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但是却陷入一个理想乌托邦式的中国里：一切都是人为安排的。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影院上映，映期长达6个月，然而它在西方得到的喝彩却是短暂的，随着中国政坛的巨变，有人开始怀疑这部有着乌托邦色彩纪录片的真实性，善良的人认为伊文思被中国人欺骗了，不友好的则认为他们帮助中国人欺骗了西方。伊文思选择了沉默，而沉默的代价是使得他们在欧洲长达10年找不到工作，被历史的齿轮无情咬伤的伊文思用深情的热爱疗养伤口。
其实真正让我感动不已的是曾经看过的伊文思那些诗意盎然的影片。《雨》让我想象年轻的伊文思肯定正在谈一场恋爱，他会让朋友们一旦发现有雨就赶紧打电话通知他，他就抱着摄影机去拍那场雨，去赴一场约会，等待与那个人相遇，但那个人却如此喜怒无常，或许只是一场阵雨，或许那个穿着米色风衣，抱着摄影机的年轻人只是空欢喜一场。回顾伊文思早期的纪录片《桥》同样是运动的诱惑，滑轮的转动、绳索的抖动、光影的变化和愉快的节奏，使得伊文思引导观者在思考的不仅是运动的本身，而是无生命的机械像人一样，而“我”又在哪里？伊文思将诗意丛生的美妙想法介入纪录片的拍摄，无生命的物体布满了作者目光的投影。
我们来到《塞纳河畔》，时间是1957年，当时伊文思59岁，对于当年聚居在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家来说，这条河就是他们的灵感源泉，那些奔跑的孩子和婴儿，传递砖头的工人，在窗口晾被单的妇女，和堤上拥吻、树下相拥的恋人，还有那突如其来的雨中快乐奔跑的情侣……59岁的伊文思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背影并没有远逝，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是逝去的时光。
这部寻找青春诗意的《塞纳河畔》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大奖，站在这个点上对于《雨》和《桥》是一种回忆，却也酝酿着《风的故事》的深奥思绪。更值得慨叹的是它们有意或无意的被夹在了政治电影的文献之中，却如此淡定和安然。1988年完成的《风的故事》是伊文思一个久远的梦想，是他生命的结语，也是大师的绝命之作。伊文思有很多话想说，他是导演又成为了演员，90岁的他眨着迎风流泪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白发翻卷，泪眼模糊，伊文思在风中手舞足蹈的像个孩子，他自由了。对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