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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黄飞鸿电影”对于香港社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所有当时的“黄飞鸿电影”都主题正确，对社会有正面的教育意义。它们都是教导人应该忠孝仁义、尊师重道，这也是关德兴在拍片时的要求。其实这样的主题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过气了。
我觉得“黄飞鸿电影”已经风光不再，李小龙和成龙也把功夫片拍到了尽头，现在是“21世纪杀人网络”的时代了。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黄飞鸿的记载中，以林世荣弟子朱愚斋写的《黄飞鸿别传》为最早，朱愚斋当时谈到了很多的武术渊源，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很有吸引力。现在如果还要继续拍黄飞鸿的话，也应该多一些涉及中国的历史和武术渊源，而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3年 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港台
李翰祥：三十年细说从头
在李翰祥为邵氏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一段情节是导演指导演员拍吻戏，结果导演和女明星吻得太投入舍不得放，旁边的男演员拉拉导演的袖子说“导演，导演，长过李翰祥了。”只要是稍微对李翰祥有所了解的观众大概都会为这样的自嘲大笑不已，不过影片后半部分李翰祥再度自嘲因为拍戏用道具要求逼真而没人请他拍戏，以及年岁渐长没什么新花样了等等话语，听来就颇为凄凉和无奈。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创作困境，也是一个时代的电影潮流渐渐没落的征兆，甚至那也正是邵氏辉煌的尾声。不过影片最后李翰祥现身说法，表示人生总有起落，片中所说有真有假，都不必对此太过认真，显示出大师胸怀，清醒的人生感悟表达得幽默且豁达，不愧为影响后世颇深的一代大师。
电影大历史：试说一个不知从何说起的人物
在香港电影史中李翰祥是一个令人不知从何说起的人物。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如果从影片风格推论导演性格为人，遇到李翰祥就难下断语，他编导的影片格调有正有邪，正邪之间还有一批亦正亦邪，亦庄亦谐，艺术水准参差不齐，风格流派截然不同的影片。
内地观众最熟悉的是《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渴望中华民族崛起的迫切愿望。这展示了正人君子的一面。
李翰祥长于说古，疏于论今。说古就是为了论今，只是他把自己的直接动机隐藏得很深。他从女性形象切入历史，大凡在历史上留下政治印记的女性，他都让她在银幕上亮相，从《嫦娥》、《西施》、《杨贵妃》、《貂蝉》、《江山美人》等片名可以想见他的偏好。最下功夫，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是写慈禧太后的影片，《倾国倾城》、《瀛台泣血》、《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西太后》，可以构成完整系列。他把宫廷当作家庭来写，以家庭情节剧的框架描述历史风云，将正史风情化，野史正统化，或许为文人学者所不屑，却正好适应了一般观众的趣味。
其实李翰祥拍摄清宫片就是抒发政治抱负。40年代末在北平，他因争民主闹学潮，受国民党政府逼迫，中断美术学业，毅然客走他乡，辗转到香港，投入电影圈，此后再也未见这种血气方刚之举，但是在他的历史片中总能察觉他内心有一种不安分。虽然不再直接过问政治，但看来对政治似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有一种社会启蒙的责任感。这种情绪多少影响了他塑造的人物，最典型的是西太后，他的初衷是将她当作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万恶之源，影片一路拍下来，却写尽她的野心勃勃，翻云覆雨，成就一番伟业，不像千古罪人，反倒像一位雄才大略的女性政治家。大概将心比心，他多少有些佩服她的政治手段和阴谋。为历史注入忧患意识和个人情怀，也许不是史家应有的写作态度，但却可能成为执导历史片的成功之道。因为观众可能喜欢这种更有人情味的方式远胜过说教。
李翰祥最易为人诟病的是他开了风月片先河，仿佛一个人本来光明磊落，粘上色情，一失足成千古恨，被定性为一个灵魂深处猥琐下流的小人。有些好心人爱护他的声誉，多把责任推给邵逸夫，说每逢电影业不景气，邵老板就要逼着明星脱光了拍片救市。其实看风月片中李翰祥显示出的创作状态，才思敏捷如天马行空，洋洋自得游走于邪正之间，丝毫不像被逼下海。这多少暴露了他内心真实性情的另一面，放荡不羁，风流而不下流，邪狎又不失谐趣。
风月片这个概念似乎是专门为他拍摄的一类三级片准备的，有意用来区隔它与一般色情片。李翰祥是最早意识到身体本身魅力的香港导演，《风月奇谭》、《风流韵事》、《金瓶双艳》、《声色犬马》等为其代表作。他成功在于从改编《金瓶梅》入手，创作灵感多取自中国文人雅士的勾栏文化与凡夫俗子的青楼文化经验，他主观希望在雅与俗之间寻找发挥才能的空间，既要活色生香，又要避免低俗下流。当然有时难免顾此失彼。
李翰祥不能算是一位自觉的文化使者，他一生或为避祸，或求发展，或因转型，奔走于内地、香港、台湾之间，无意中却促进了三地之间电影文化的交流、借鉴与融合。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电影受南下电影人带来的成套的上海电影经验与外国电影观念影响，李翰祥（还有胡金铨等人）将中原文化融入香港电影文化之中，逐渐被香港观众接受。他的敏感在于，能够将中国文化元素转化成香港流行文化，中国电影《天仙配》在香港街头传唱一时，引发他突发奇想，创造出黄梅调电影，占领香港影坛数年。60年代他自组公司到台湾发展，带去香港电影经验，促进了台湾民营电影业的繁荣。80年代到内地开始合作拍片，又使内地电影人近距离地借鉴了香港电影制作与创作经验。李翰祥电影在港台地区及东南亚华人界走红，表明这些地区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渴求。
喜剧片、历史片、神怪片、稗史片等在邵氏家族创办天一公司时就是打天下的制胜法宝，数十年后，经李翰祥改造，日趋成熟。他和朱石麟、胡金铨等一批内地来港的电影人一道，为香港传统电影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香港电影新浪潮本来是以他们为对手的，但几年后新浪潮式微，徐克等新一代电影人纷纷沿着李翰祥等人开辟的道路前进。而他的消极面也显露无遗，有人把风月片发展成色情片，原有的一些艺术性也销蚀殆尽。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3年 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
李行：寻找温情理想和灵魂居所
回首上世纪60年代两岸三地的电影风潮，这边厢内地电影无奈地被牢牢捆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长达十余年，那边厢香港电影在邵氏公司的推波助澜下正兴起越来越猛烈的电影商业热潮和娱乐热潮，而此时的台湾电影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1963年，对于台湾电影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那年夏天，李翰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创造空前卖座纪录。1963年开始，一股清新的微风吹进台湾的电影业，李行导演的《蚵女》、《养鸭人家》等片开启了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风潮。就李行本人的创作表现而言，60年代也是他导演生涯中的一个黄金时代。
电影大历史：“家”与“大家”的襟怀
在1949年至1979年间的台湾电影史上，李行是一位风格明晰、成就卓著、影响重大的电影导演。从1958年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李行相继导演和编导了一系列台语影片以及36部（段）国语影片，其间，先后创办过自立、大众、天下等影业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致力于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台湾电影文化公司运作以及两岸三地电影交流事宜。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电影企业与电影事业家，李行参与并见证了台湾电影接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李行电影也以其归家的念想和道统的坚守，将台湾电影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家，是李行在自己的第一部国语影片《街头巷尾》中精心营构的一个灵魂的居所。这一个灵魂的居所，位于高楼大厦的都市的边缘，外表虽然残破，内里却无比坚定。一批身处台湾的外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