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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寻找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想以此作为工作，也就是谋生和养家糊口的需要；另外也是因为这些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天生具有故事创作和表达的欲求；还有，就是社会原因，战后“劫收”的热潮，使得社会腐败现象凸显，这些创作者们就用电影的方式来进行批判，于是关注社会的目光就自然地与电影活动结合在一起；最后就是提到“文以载道”的问题，这样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有更深的对社会理想的追求，所以电影艺术方面的尝试与这样的诉求自觉地契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形态。
我们提到文化精英的时候容易忽略另外一群人，那就是文化商人，比如“文华”的老板吴性栽，商业人格与对电影的独特认识以及制作影片的态度，网罗了黄佐临、桑弧、费穆等一批电影界的精英，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电影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产。这样的电影实业家是应该被更多认识的，除了沦陷期，他基本没有间断自己的电影投资历史，从20年代、30年代到40年代，电影公司在自身文化积累上已经拥有了充足的经验，形成风格可以说是电影公司自身发展文化结晶的成果。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投资电影业并非仅仅为了赚钱，其中他个人对艺术本身的浓厚兴趣以及鉴赏力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曹禺的《艳阳天》，由于曹禺缺少现场的经验，而又对影片的要求十分严格，镜头精益求精，使得拍摄周期一拖再拖，但吴性栽相信这部片子会成功，也相信导演的能力，这是当时非常好的一种创作氛围。
应该说文化精英进入电影界创作的影片在当时大都是叫好又叫座，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曲高和寡”的状况，因为我们所强调的“平民化”思想其实是社会大环境造就的，当时的许多电影创作者的创作灵感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恰是来自海派观众，来自对这座城市的兴味与好奇，来自很普泛的大众趣味。电影是一个浅显而又深入的艺术形式。40年代各领风骚的电影人，在上海这样的人文环境里，把真正的大众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论翻出怎样的新面貌，都是从观众出发的。为什么当时的电影感觉那么有力量，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在电影积累的过程中，对电影的一种自觉。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在中国电影史上，张爱玲几乎是女性作者书写的开始。
1947年 《不了情》和《太太万岁》
张爱玲：银幕上写就“浮世的悲欢”
张爱玲在电影剧本创作上的地位远不如她的小说在文学上的分量，然而在中国电影史上，张爱玲却几乎是女性作者书写的开始。她在1947年完成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部剧作在风格上一悲一喜，但在根本上仍然离不开张爱玲对女性命运悲观而清醒的书写。
电影大历史；闪着宝珠光的那一层影障
1947年，整个世界都在为战争忙碌着，电影还是黑白的，连带着那些炮火纷飞的记忆也是黑白的。只是乱世已经太久了，停电的旧工业时代的夜晚，听到隔壁一场牌局散后的欢语相送，在楼道口，一个神情困顿的女人，抚着坐得虚浮的臀部。很好的旗袍，一路开衩到最高尺度，丝线的气味，一朵边角泛黄的弄堂白玉兰。那一年，27岁的张爱玲成名多时，停笔两年，复出后的第一部作品《华丽缘》，“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副标题说的似乎也是上一个电影《不了情》，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担纲男女主演的是当时最走红的男星刘琼和息影多年再度出山的陈燕燕。
陈燕燕这个名字，已经全然没有印象了，就算有，也只是和黎灼灼、黎莉莉、陈波儿这样的名字一样，找到了座位也对不上号。而刘琼这个明星，是可以在时间上倒推的，那张有些过气的瘦削的精致长脸。《不了情》的哀情路子是张爱玲一手谋划的，随行就市地俯身于俗常的人间烟火气，小聪明，小狡黠，小市侩，就算付出脸谱式人物的诋毁，也是在所不惜的。张爱玲抱怨刚生完孩子的陈燕燕全靠一件黑呢大衣演戏，辜负了她想象中最受大众欢迎的小家碧玉形象。说到底还是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无端疼爱，一个女人即使穿上最得意的衣服走在大街，还是觉得有一粒扣子让她隐隐不愉。
还是1947年的某月某日，胡兰成走进了温州的一家电影院，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过40的中年男人与电影有些什么关联。门外的七彩珠灯在闪动，一块油彩的《太太万岁》的电影招牌。胡兰成注意的不是导演桑弧的名字，也不是蒋天流、张伐、上官云珠、石挥一干明星的名字。张爱玲，满屋金沙静默之下的这个人。他从这个破落逼仄的小城街头走过，看到的不是章回小说气味的市井人生，而是一群小商贩泼口叫骂的无赖与强悍。这个城市是没有多少富贵气的，金子满地，还是徒手挖出来的血淋淋的幻象，张爱玲千里寻夫在江中看到的闪着宝珠光的那一层影障罢了。
1993年的夏天，我经过温州的公园路，突然想起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提到张爱玲二月间到温州探他，便是住在公园这一带的一间私人小旅馆。站在那里，看着车来人往空荡荡的一个世界，竟然不敢过马路。张爱玲不是《太太万岁》里轻喜剧情的中产的陈思珍，可以为一枚胸针几度感动，想要离婚还是心心念念，她这一去自是再也不会回头了。一个年代的沉没，并没有打湿睡梦中的一根发梢。我不要同情欢喜故事中所有出尽生相的人们，脂白粉红地笑过，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人生比戏剧更是过分。
口述影像：在风流云散处，渐行渐远
影评为电影剧作铺路
1920年的秋天，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在这座昔日中国的电影之都里，她得以自小接触文学艺术并与电影结缘。从1943年到1944年，她分别发表《借银灯》、《银宫就学记》、《秋歌》和《乌云盖月》、《鸦片战争》、《万紫千红》、《燕迎春》、《婆媳之间》等多篇影评，可说是中国早期的影评家。张爱玲对电影的热爱与熟悉，使得她的影评很有卓见，正如她在《借银灯》一文中所说：“《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她的影评为她的电影剧作铺设了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她对中国电影与电影技巧具有充分的了解，再加上小说创作经验，才使她的第一个创作就有水准以上的表现。
沦陷成全了张爱玲
正如柯灵评价张爱玲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类人物的立足之地了。”所以从1944年开始，出于环境和自身对电影的喜爱，张爱玲将创作延伸到编剧上，首先是将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演出于上海新光大戏院，观众颇为踊跃。
1946年“文华”公司成立，桑弧经过柯灵的介绍认识了张爱玲，随后便邀请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创作电影剧本。1944年他在编导《人海双姝》时，柯灵写道，“桑弧说他要为观众织绘的是一种‘浮世的悲哀’……”柯灵的叙述可谓切中关键，对于都市“浮世”的关怀是桑弧电影的核心，也是桑弧与张爱玲两人在文化心理及艺术气质上的相通之处。张爱玲曾讲过：“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更可悲，因为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浮世的悲欢”正意味着张爱玲一贯对人情世态的洞若观火，桑弧以喜剧意识和抒情方式冲淡了张爱玲式的苍凉与淡漠，使之更易为大众接受。两人初次合作的《不了情》于1947年初上映之后，一炮打响，卖座极佳。
“时代是仓促的”
张爱玲与桑弧联手《不了情》后，再度携手合作《太太万岁》，张爱玲以其不世出的才情和写传奇的本领，一气呵成完成了该剧的剧本，这次娓娓道来的是一出都市生活中里弄主妇的悲喜剧，张爱玲创造的这些纸上的“热闹”妥贴地转化为银幕上观众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