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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了。”
在大家表示了极大愤慨之后，随即对罗隆基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有准备的揭发批判。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登台便骂，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２０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历史学家吴晗对罗隆基个人历史的叙述还在其次，而其中的两条揭发材料，因颇能突显罗隆基的政治意向，才是最具历史价值的内容。一是解放前夕，吴晗从上海转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话说至此，吴晗声明：“我当即觉得信中主张十分荒谬，也就没有将信交出，而信内所言条件，自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后来证明，这封信是张澜、黄炎培等几人在罗隆基的病房里商量好，由他执笔的。
吴晗揭发的另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１９４９年政协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之会面。
周公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吴晗对此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对吴晗的发言，罗隆基很不以为然，他和父亲一致认为：吴晗的积极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含个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对立的章罗在对吴晗的看法上，却十分相同。
梁思成的发言，是从罗隆基在１９２９年于《新月》杂志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两篇文章谈起，批判他“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梁思成的话是对的。的确，罗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对“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故在文章里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罗隆基既然早在２０年代，就第一个提出了“党天下”的概念，又明确地阐释了它的政治文化内涵。那么，梁思成所说的“储安平不过是重复罗隆基的话”，该是恰当的了。这个与罗隆基同为清华校友的梁思成，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说错。
从１９２９年即在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与罗隆基共事、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周新民揭发的是罗隆基坚持“中间路线”的罪行。由于周新民是法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所以，他的揭发是切中命脉。
他说罗隆基在建国前，曾为张澜起草一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发表文件响应中共“５１”号召的时候，要留意两点：（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并说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团体，坚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
周新民揭发的另一项内容，是关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５０年１月，民盟开４中全会扩大会议时，章罗两派为争夺领导权而僵持一个多月的事情。这事，民盟中央的人晓得个表皮，但经他的陈述，其内质得以显现。周新民说：“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但是他们鉴于大势所趋，又不敢公开反对，乃借人事安排闹得４中全会开了一个多月，无法闭幕。罗隆基、张东荪、潘光旦、范朴斋等４人曾请求周恩来出来帮助和指导。周总理接受他们的请求，约定沈老（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以及其他负责同志于某一日晚间，到国务院西花厅商谈，沈老和其他负责同志均准时到会。等到深夜１２点钟，罗隆基和张东荪仍拒绝不来，四处打电话催促，罗、张始写一信派范朴斋送来。经周总理严厉批评，范朴斋又仓皇奔回，报告罗、张，到了深夜一点多钟，罗隆基、张东荪才狼狈而来。”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双方遂达成妥协 ——盟章上从此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 而那时的父亲，正跟中共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眼前的现实，使他难以认识到“接受党的领导”的深远意义。
这里，我又联想起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件事：罗隆基一直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想修改宪法里的总则部分。（１９）５６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部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象一部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具体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矩。在这方面，父亲的觉悟要晚些。他是从事事必须请示统战部、交叉党员过多、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行为与现象中，才懂得什么叫“接受党的领导”，并认识其理论荒谬。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毛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出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第３个发言的，是费孝通。他必须要站出来揭发批判。因为（１９）５６年罗隆基３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子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３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子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向党进攻的号令。”
罗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庄严的会场上大谈特谈知识份子，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新政权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知识份子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高级知识份子的问题。他说，当前知识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鸣”，是心存顾虑。顾虑有二：一为政治顾虑，一为业务顾虑。是种种顾虑使得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潜能没有发挥，个别留学生甚至在 “拉板车和摆烟摊”。其原因既来自“党对他们的使用和待遇不当”，也由于“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于是，罗隆基提出了一个“党和非党关系问题”的概念，并认为解决中国的知识份子问题，就是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要消除两者间的隔膜，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
罗隆基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从回国就在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光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都开课。热情高涨的他既用笔、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宪政的一整套理论及行为模式，带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带给年轻的学子。建国后，罗隆基做了官，不再当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对留美归来，在北大任教务长的化学教授曾昭抡说：“高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是教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