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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
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
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
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
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
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
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
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
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
，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
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
、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
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
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
，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
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
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
：‘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
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
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
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
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
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
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
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
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
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
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
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
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
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
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
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
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
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
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⒀。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
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⒁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
，“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
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
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
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
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当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
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
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
者。他对我们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顿时，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当成了张伯驹。而这样的错认
，是我后来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听到许多令人感动的话。
张伯驹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见到我们，
特别高兴。说清晨起来，就听见喜鹊叫了。
那时，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实。潘素指着两件造型独特、工艺复杂的硬木
雕花古旧家具，说：“这是抄家退还的东西。算是落实政策了。不过，在退
赔的时候，人家还问：‘你认领它们，有什么证据吗？’我也发火了，说：
‘请你去打听打听，除了张伯驹之外，谁家还有这样的东西？’”
母亲问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这所宅院搞成伯驹的纪念馆。”母
亲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两个老人越谈越投机。
我坐在一边沉思：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张伯驹的这所私人宅院都应该
开辟为纪念馆。但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有关方面是不会批准的。
尽管公认张伯驹是爱国的，却不会像某个受宠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历史淘
洗，其故居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张伯驹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但他
已不可能像现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摆满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馆。因为
张伯驹早把天下绝品统统捐了出去。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
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
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
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
，才是永恒之物。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
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在新社会
是很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
。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
间湮没。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