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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⑶，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共产党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19）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接办原属于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他们“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⑷；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争鸣》刊物的总编辑。上海《文汇报》复刊，经与罗隆基商议，决定由罗隆基负责，徐铸成出任总编辑。
会后，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以后，我要多管点《光明日报》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父亲书房去问候他，只见紫檀雕花书桌上放着一册黄色封面的新书，书名是《新疆旅行记》。打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伯钧先生指正，落款是储安平。
我问：“储安平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个作家？还是个办报纸的？”
父亲说：“应该说，两个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办的一本叫《观察》的杂志。”
我家里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观察》，却不知还有个《观察》，遂问父亲：“《观察》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观察》。”父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一边说：“这是解放前两、三年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性刊物。因为它是纯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份。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书房是父亲藏书的一长排南房。这里的书架顶天立地，其中的一间房内，藏有几乎全部的民国期刊。父亲爬上为专门拿取顶层图书而作的木梯，从许许多多的老旧期刊里取出一摞《观察》递给我，说：“你拿去读吧。”
从藏书房出来，父亲拍着身上的灰尘，说：“储安平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的。我原以为他是罗隆基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