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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
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
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
，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
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
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
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
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
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
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
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
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
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
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
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
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
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
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
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
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
，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
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
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
”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
“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
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
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
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
、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
“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
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
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
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
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
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
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
，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
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
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
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
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
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
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
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
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
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
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
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
：‘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
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
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
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
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
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
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
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
（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
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
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
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
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
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
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
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
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
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
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
罗隆基），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