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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干什么的。在中央情报局里，都有特定的指挥链，不在他们职权范围的事，他们也一
样无能为力。更聪明的是，他们看出了这件事的危险前景，为了在将来出事的时候有个
依据，他们开始把每一次白宫顾问迪恩与他们交谈的情况都写下备忘录。
一边这里没人肯认领这个“球”，另一边“掩盖行动”的筹款问题又迫在眉睫。除
了白宫顾问迪恩之外，这一违法活动把尼克松的私人律师也给牵进去了，后来他由于从
事为“掩盖”行动的违法筹款，被判刑六个月。
由于1972年4月7日“联邦竞选法”的生效，堵住了尼克松动用竞选经费的最后可能。
所以，总统的私人律师和顾问迪恩只能寻找一些秘密捐款者，取得的现金又象做贼一样
送出去，结果，还是有两个为“水门”嫌疑犯工作的律师，拒收这种一看就来路不正的
“律师费”。
在联邦调查局的搜索之下，不到一个月，李迪知道必然要发生的一刻终于来到了。
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了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要求约谈李迪。他在里面拖了半天，
然后出来，表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从我前面已经介绍的情况中，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
在整个事件的涉案人员中，上上下下，包括尼克松在内，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在灵活地服
从自己的利益行事。倒是这个李迪，确实表现出狂热的，甚至有时是可怕的理想主义。
他打一出事就表白自己将是“一堵石墙”，不管别人信不信，他把这个自定原则一直奉
行到了审判结束。
在美国，政党机构一般都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他们本身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
动，他们的雇员也必须与司法人员合作。李迪公然当众违抗这一条基本政策，共和党总
统再任委员会也就不可能再雇佣他了。
李迪出事三天以后，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前司法部长米切尔也找了一个借口辞职了。
李迪的暴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作为李迪秘密行动的直接上司，他深受刺激，他必须
摆脱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全力投入“掩盖”行动以挽救自己。再说，作为李迪公开职务
的上司，李迪一被扯出来，他立即会自然成为两股强劲的调查力量的目标。
这两股调查力量一是专业的联邦调查局，另一股则是“业余的”，就是新闻媒体和
下面无孔不入不计其数的记者们，这两股力量看上去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是“协同作
战”。如果米切尔继续坚持，留在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这个惹眼的位子上，绝对就是跟
自己过不去了。
更何况，此时，这个国家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按钮，已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自动
打开。在“水门事件”的案发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由二十三名随机抽选的华盛顿市民
组成的大陪审团，已经开始进行对“水门事件”的秘密听证。
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是秘密听证呢？大陪审团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我曾经向你介绍过美国的陪审团，但是，大陪审团和一般的陪审团是不同的。
他们的任务是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在检察官起诉之前，代表人民对案情进行秘
密听证。根据听证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追究调查，是否可以对该案的涉嫌者起诉。
如果通不过这一关，政府行政分支的检察官就无法对涉嫌者提起公诉，也就根本谈不上
审判了。因为原则上，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是代表人民在向被告提起公诉。但是，由
于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通常会产生异化，成为人民之外的一种独立集团。因此，大陪审
团和陪审团都是对这种异化的一种监督限制。
之所以要秘密听证，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涉嫌者还没有被批准起诉，他还不是法庭
上的一名被告。在这个阶段许多证据还不适于公开，以保护受嫌者。因为他完全有可能
最后被大陪审团判定不被起诉。法律在这个阶段还必须保护他的隐私权。
但是，在大陪审团听证期间，涉嫌者必须积极配合大陪审团的听证，如实回答一切
问题。这个阶段还不是刑事审判，因此，涉嫌者也不能借口引用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
即公民“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这一条，而拒绝回答问题。一般在这
个阶段也不能由律师陪同出席听证会。
在这一阶段，一切证据都只引向“起诉”或“不起诉”这样两个结果。在大陪审团
听证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保密的，也并不影响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审判。一经得出“起诉”
或“不起诉”的结论，大陪审团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立即解散各自回家了。如果该
案被判定必须起诉的话，那么，为此后的审判，将根据同样的随机抽选方式，选出新的
陪审团参加起诉后的审理过程。
我们再回到“水门事件”。从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辞职的，还有一个出纳员。前
面已经讲过，尽管说在1972年的“联邦竞选法”实施之前，未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者，他所收到的政治捐款按规定不受监督。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违法使用政治捐款，一
旦有违法嫌疑，还是会被查账。因此，他们赶在“联邦竞选法”生效前一天交给李迪用
于“水门事件”的活动经费，随着“水门行动”的败露，也必然会水落石出。因此，参
与了这个违法动用政治捐款过程的出纳员，也辞职下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并且等
候法律找上门来。
这个时候，事情还只到李迪为止。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李迪身后的人们已经非常
紧张了。司法部长和刑事局都在按程序推动联邦调查局继续查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尼
克松和手下那几个亲信商量的时候，甚至说，我就是吃不准是否能干脆把司法部长和联
邦调查局副局长找来，让他们停止调查。
尼克松之所以会这么想，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司法部长的上司。难道一个上
级就无权给下级下一个命令吗？再说，这部长好歹还是他提名任命的呢。话再说回来，
司法部长毕竟是总统的行政系统的一个雇员，他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是总统
给的。如果尼克松连任下一届总统的话，那么，他将来的前程也可以说是在尼克松手里。
不仅司法部长有这个顾忌，其他的一些关键的官员应该说都有类似的考虑。这也是当这
些官员，甚至一些检察官，在发现此案有可能与白宫有瓜葛的时候，多少都有过些犹豫
和彷徨。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它就如同卫星进入了运
行轨道。它会自动地按预想的顺序往前走。要一反常态地中止运行，或者拖它偏离轨道，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分权的原则，行政分支的一个高级官员做的再大，也不能干
涉司法程序，即使是很低级的法庭的程序。哪怕是企图拖时间，延缓它的进程都并不容
易。略一过火，这种拖延的行为本身就成了犯罪，更不要说制造什么口实中止调查了。
美国的司法部长都是老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他们一般都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对“妨
碍司法”一词意味着什么心里很清楚。他们更明白，在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是很
难做到向外界彻底隐瞒什么不寻常举动的。调查一拖延，他就必须回答国会的质疑，说
出拖延的正当理由。因为他虽然是总统行政分支下的一个官员，但是，按照宪法的精神，
他的行为并不是只对总统负责，而必须是对美国人民负责。
司法部长还知道，整个调查不可能自始至终处于“黑箱操作”的状态。也许，某一
个阶段，某一小部分可以暂时隐瞒，可是，在新闻界的包抄之下，一点一点都会登上什
么报纸和杂志。总有一天，毫无秘密可言。到那时候，那些登在报纸上的“真相报导”
里，曝光出来的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必须是经得起敲打的。否则，他就也要准备请律师
面对法庭的被告席了。
所以，司法部长也罢，联邦调查局长也罢，众多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们，他们之中不
乏有一些顾忌总统压力和顾忌个人前程的人。可是，在犹豫中摇了几摇之后，他们几乎
都在总统与制度之间，选择了服从这个制度。遵从这个制度，他们必须根据法律程序按
部就班地查下去，哪怕查的就是自己的上司，他们也会公开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