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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太傅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懦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是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莲，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50年大牢的张少帅）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虑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哺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域？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也应在考虑之列。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一、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在中国近代「转型期」的转变过程中，「戊戌变法」是个重要阶段。变法失败固然是件惨事，而真正可悲可叹，乃至惨不忍言的，却是它的后遗症，那桩几乎引起中国遭「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之祸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戊戌政变的立刻后果。但是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拳乱」，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拳乱差不多过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来，中外史学家，尤其近十来年在数次有关键性的国际研讨会之后，可说已把这桩惨史的事实，弄得相当清楚。就历史事实发生的经过来说，史家已大致没太多争辩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对这桩史实的解释，则仍是南辕北辙，各异其趣；有的甚至指着鼻子，相互辱骂。
不用说在事变当时的一两年中（一九００～一九０一），大清帝国的宫门之内，就为是非问题而弄得人头滚滚；一百年来的中外、新旧、左右、前后各派史家，以及国共两党的宣传家、理论家，中外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乃至东方和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宗教家、政治家等等，对这桩历史的解释，也是两极分化，各不相让的。
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华裔史学工作者，对这件惊天动地而是非难分的历史事件，要想笔端不带感情，而据实直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都应该有其基本上的公是公非的。戴有色眼镜、作曲笔之言，都是不对的；其记录也是不能传之后世的。
历史家如能压低他从任何背景所承继来的知识、经验和感情，心平气和地来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笔之前，笔者就希望先把这件历史事实，简单扼要地弄清楚之后；在各派史家对此史实都会觉得没太多争辩之时，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加以诠释：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为定论。
先看「曹州教案」
比较具体的说，义和团之乱，应该是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阴历十月）所发生的「曹州教案」开始的。当然教案不始于曹州，义和拳也并非曹州土产。但故事从曹州教案说起，我相信是个比较实际的选择。
曹州教案是什么回事呢？原来清末山东曹州府属下的鉅野县有个德国天主教堂和属于该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这批教民和当地人民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因而引起群众暴动。在暴动中有非教民三十余人冲入教堂，一下不但把教堂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s）和理加略（RichardHeule）也被无辜的打死了。这一来闹出人命，尤其是那时享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外国人命，就变成列强「强索租借地」（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的导火线了。
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下接江苏省的徐州府，是个出「响马」的地方，民风强悍。《水浒传》里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黄巢杀人八百万」，也是从曹州开始的。继洪杨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不用说清末乱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当地老百姓之间的械斗也是随时都有的。出了几个武松，打死几个西门庆，本是司空见惯，不算稀奇。只是这次械斗的一方是教民，教民之后有洋人撑腰，问题就复杂了。
外国教会是中国第二政府
须知那时在中国的洋人，都是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太上皇，他们都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保护；犯了中国的法，只有他们自己的「领事」，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才能「裁判」他们。
纵使是外国教会传教士设在中国的教堂，也形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个政府。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官员也是按照对等职分，平起平坐的。据当时满清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一品大员的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省区二级官员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
在那官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时代，老百姓对亲民之官的县太爷，都要叩头跪拜，尊称「老爷」的。老爷的妻子才许叫「太太」。哪像今天的台胞和华侨，动辄介绍自己的老伴为「我的太太」。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