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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爱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性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第三章 苍凉的美丽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爱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喷泉般文思畅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爱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情》（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浪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女爱的残缺的爱情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人物的传奇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奇故事，但人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人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探悉出张爱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爱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爱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爱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爱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
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人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爱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破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爱玲，又写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爱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人物，出于爱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爱玲做编剧，但因张爱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已远走香港，成为后话。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时，衣着典雅、神色沉静，仍旧不爱与人交谈。她坐在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写信到香港大学，问是否可以继续读完因战争中断的大学，香港大学来信言可。于是，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夏衍听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至此，张爱玲在人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陆生涯，留下传世精品《传奇》与《流言》，并一段短暂姻缘，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对于四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来说，她的创作高峰仅有两年，精品也仅有几部。由于她的别才别趣，又没有要成就大业的雄心，又由于现代文学较丰富的文学内容，还由于解放后的种种运动都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如同流星划过，不曾在大陆得到过更高的重视。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对现代文学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也有不少人仍认为张爱玲仅是一个三流作家。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张爱玲，她是入不了“流”的。如柯灵所曾经替她安排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除此以外，皆不能入流。扳着手指算算，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地肆意挥洒对文学的狂喜的享用。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享用和对廓大人生的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只有辉煌的两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对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历史终会做出结论。
自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写的是农村题材。一个在上海帮工的女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皆与事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逼给军属交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爱玲所陌生的，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
离开了真实性的“传奇”，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赤地之恋》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识的片面而命题作文的。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从“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这三次重大运动，在张爱玲的笔下，皆为“出卖”
农民，“出卖”学生和知识分子，“出卖”基层干部的幕幕骗局。对于这种政治倾向性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捉襟见肘，她仅是体习了一下旧艺，结果连自己也给予了很低的评价。张爱玲的解释是《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伪，描写的人、事、情、景全是凭空捏造，因此，便无艺术可言。所以，张爱玲应召而作的两部长篇，不幸被迅雨的话所言中：“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但因为这两部小说，尤其《秧歌》，张爱玲却认识了胡适，并因此结下了友谊。
在香港期间，张爱玲深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会见，社会上的传言也少，她已还原为一个平实的居民，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曾让她经历战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里，却没有传奇性的新作问世。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纽约。最初由朋友介绍，在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借居，救世军是以救济贫民而出名的，因此投奔那里居住的不是穷愁潦倒的醉汉，便是寡居无双的胖太太们。张爱玲在此来往的，也仅是她旧时的好友炎樱以及极个别美国女人。在这样简陋的住处，张爱玲还请胡适来住处一坐。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张爱玲得到ＥｄBｗａｒ*洌停幔颍悖模铮鳎澹欤欤茫铮欤铮睿男醋鹘苯穑诙录浒崛ィ茫铮欤铮睿诘呐τ⒙字荨Ｕ飧鲂醋骰鸹嶂饕俏骷姨峁┮桓霭簿病⑹媸实幕肪场Ｔ谡饫铮虐嵊黾怂牡诙稣煞颍疲澹洌椋睿幔睿洌遥澹瑁澹蚶笛畔壬＠笛疟日虐岽笕辍Ｊ且桓龊苡胁牌拿拦缱骷摇５币痪哦吣昕驮亓质保胫肪缂也祭诚Ｌ爻趸岵⑾嘟唬哟顺晌嬷唬灾滤拿衷蝗衔遣祭诚Ｌ氐谋拭＠笛攀且晃患胁呕淖骷遥杏胨献鞴闹破撕偷佳菸薏辉尢荆睦吓笥研量死场ち跻资恳苍ぱ运嵋灰钩擅Ｋ且桓雎砜怂贾饕宓男磐剑谡吻阆蛏霞嵝怕砜怂贾饕濉*一九五六年八月，张爱玲与赖雅相识半年后结婚。这与张爱玲的第一次婚姻恰如正反两极。胡兰成反共到投敌叛国，而赖雅信仰共产主义到不相信任何有损于共产党的传说。从表面上看，这是极其矛盾的，但从这里，却反映出张爱玲对政治的一贯淡漠，她注重的是一个人的才华与情趣。赖雅是一个热情爽朗、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