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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两个青年结伴到上海观光。后一部写两个同学国光、锦人，带着国光的妹妹来沪，锦人稍有阔少习气。见识了些洋场黑幕后，受人之托，同去湖北整顿一个小煤矿。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锦人想出一个办法，买了草席铺在地下作地毯。有一天晚上听见隔壁席子赶咐作声，发现帐房偷开铁箱。原来是帐房舞弊，所以蚀本。查出后告退，正值国民军北上，扫清了一切魍魉。以北伐结束，也是三十年代社会小说的公式。锦人与国光的妹妹相处日久发生情愫，回乡途中结婚，只交代了这么一句。妹妹在书中完全不起作用，几乎从来不提起，也没同去湖北。显然是“国光”的自述，统统照实写上。对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赞成，也不便说什么。
这部书在任何别的时候大概不会出版，是在这时期，混在社会小说名下，虽然没有再版，料想没有蚀本。写到内地去，连以一个大都市为背景的这点统一性都没有。它的好处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实事的记载一样，没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没有墓志铭式的郑重表扬，也没富有创业心得、夫妇之道等等。只是像随便讲给朋友听，所以我这些年后还记得。
《广陵潮》我没看完，那时候也就看不进去，因为刻画得太穷凶极恶，不知道是否还是前一个时期的影响，又“三底门答尔”，近于稍后的“社会言情小说”，承上启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会小说。这些书除了《广陵潮》都是我父亲买的，他续娶前后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来，已经一本都没有，所以十二三岁以后就没再看见过，当然只有片断的印象。后来到书摊上去找，早已绝迹。将张恨水列入“社会言情小说”项下，性质不同点。他的《春明外史》是社会小说，与毕倚虹的《人间地狱》有些地方相近，自传部分仿佛是《人间地狱》写得好些，两人的恋爱对象雏妓秋波梨云也很相像。《人间地狱》就绝版了。写留学生的《留东外史》远不及《海外缤纷录》，《留东外史》倒还有。
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因为故事集中，又是长篇，光靠一点事实不够用，不得不用创作来补足。一创作就容易“三底门答尔”，传奇化，幻想力跳不出这圈子去。但是社会小说的遗风尚在，直到四十年代尾，继张恨水之后也还有两三本真实性较多。那时候这潮流早已过去，完全不为人注意。
一个是上海小报作者的长篇连载，出单行本，我记性实在太精，人名书题全忘了，只知道是个胖子，常被同文嘲骂“死大块头”——比包笑天晚一二十年，专写上海中下层阶级。
这一篇写一个舞女嫁给开五金店的流氓，私恋一个家累重的失业青年，作为表兄，介绍他做帐房，终于与流氓脱离预备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这样平淡的结局意想不到地感动人。此外北方有一本写北大一个洗衣女，与一个学生恋爱而嫌他穷。作者姓王。又有个大连的现代钗头凤故事，着着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泄气得谁也造不出来，看来都是全部实录。
社会小说在全盛时代，各地大小报每一个副刊登几个连载，不出单行本的算在内，是一股洪流。是否因为过渡时代变动太剧烈，虚构的小说跟不上事实，大众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难说，题材太没有选择性，不一定反映社会的变迁。小说化的笔记成为最方便自由的形式，人物改名换姓，下笔更少顾忌，不像西方动不动有人控诉诽谤。写妓院太多，那是继承晚清小说的另一条路线，而且也仍旧是大众憧憬的所在，也许因为一般人太没有恋爱的机会。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俗手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味全失。这仿佛是怪论——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而这种意境像植物一样娇嫩，移植得一个不对会死的。
西谚“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真事”原文是“真实”，作名词用，一般译为“真理”，含有哲理或教义的意味，与原意相去太远，还是脑筋简单点译为“真事”或“事实”
比较对。马克。吐温说：“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是因为小说只能用有限的几种可能性。”
这话似是而非。可能性不多，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内情知道得不多。任何情况都有许多因素在内，最熟悉内情的也至多知道几个因素，不熟悉的当然看法更简单，所以替别人出主意最容易。各种因素又常有时候互为因果，都可能“有变”，因此千变万化无法逆料。
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ｒｕｔｈ——“事实的金石声”。库恩认为有一种民间传说大概有根据，因为听上去“内脏感到对”（“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ｒｉｇｈｔ”）。是内心的一种震荡的回音，许多因素虽然不知道，可以依稀觉得它们的存在。
既然一听就听得出是事实，为什么又说“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岂不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决定性的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八九”，就连意外之喜，也不大有白日梦的感觉，总稍微有点不对劲，错了半个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这意外性加上真实感——也就是那铮然的“金石声”——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而容易辨认。
从前爱看社会小说，与现在看纪录体其实一样，都是看点真人实事，不是文艺，口胃简直从来没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点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时代的质地，例如西方直到十八九世纪，仆人都不敲门，在门上抓搔着，像猫狗要进来一样。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路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
路易斯也是社会人种学家，首创“贫民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
这名词，认为世代的贫穷造成许多特殊的心理与习俗，如只同居不结婚，不积钱，爱买不必要的东西，如小摆设等。这下层文化不分国界，非洲有些部落社会除外。他先研究墨西哥，有一本名著《五个家庭》，然后专写五家之一：《桑协斯的子女》（“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ｆＳａｎｃｈｅｚ”），后者一度酝酿要拍电影，由安东尼昆、苏菲亚罗兰饰父女，不幸告吹。
较近又有一本题作《拉维达》（“ＬａＶｉｄａ”）是西班牙文“生活”，指皮肉生涯，就像江南人用“做生意”作代名词，写玻多黎各一个人家，母女都当过娼妓，除了有残疾的三妹。作者起初选中这一家，并不知道这一层，发现后也不注重调查“生活”，重心全在他们自己的关系上。其间的“恩怨尔汝来去”也跟我们没什么不同。
内容主要是每人自述身世，与前两本一样，用录音带记下来，删掉作者的问句，整理一下。自序也说各人口吻不同，如闻其声。有个中国社会学家说：“如果带着录音器去访问中国人就不行。”其实不但中国人，路易斯的自序也说墨西哥人就比玻多黎各人有保留。大概墨西哥到底是个古国，玻多黎各也许因为黑人血液的成份多，比较原始。奇怪的是《拉维达》里反而是女人口没遮拦，几个男人——儿子女婿后父——都要面子，说话很“四海”，爱吹，议论时事常有妙论，想入非非。也许是女人更受她们特殊的环境的影响，男人与外界接触多些，所以会说门面话，比较像别国社会地位相仿的人，反正看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