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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回到客厅里喝茶，锣鼓敲得更紧，所有的店家吃完晚饭都加入了。他伛偻着烤火，捧着茶杯酒着手，望着火炉上小玻璃窗上的一片红光。
“到过年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从前，”他忽然说，“我是完了。”
“三爷怎么了？酒喝多了？”
“怪谁？只好怪自己。难道怪你？”
她先怔了怔，还是笑着说：“你真醉了。”
“怎么？因为我说真话？你是哪年来的？跑反那年？自从你来了我就在家待不住，实在受不了。我们那位我也躲着她，更成天往外跑。本来我不是那样的。”
“这些话说它干什么。”她掉过头去淡淡地笑着，只咕哝了一声。
“我不过要你知道我姚老三不是生来这样。不管人家怎么说我，只要二嫂明白，我死也闭眼睛。”
“好好的怎么说这话？难道你这样聪明的人会想不开？”她笑着说。
“你别瞎疑心。我只要你说你明白了，说了我马上就走。”
“有什么可说的？到现在这时候还说些什么？”
“我忍了这些年都没告诉你，我情愿你恨我。给人知道了你比我更不得了。”
“你倒真周到。害得我还不够？我差点死了。”
“我知道。你死了我也不会活着。当时我想着，要死一块死，这下子非要告诉你。到底没说。”
“你这时候这样讲，谁晓得你对人怎么说的？”
“我要说过一个字我不是人。”
她掉过头去笑笑。其实这一点她倒有点相信。这些年过下来，看人家不像是知道，要不然他们对她就不会是这样。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也真可笑，我这一辈子还就这么一次是给别人打算。大概也是报应。”他站起来去拿皮袍子。
“你真心狠，”他站着望着她微笑。“我也是的——就喜欢心狠的女人。”他又伸手去拉她的手，一面笑着答应着：“我走。马上就走。”
她不相信他，但是要照他这样说，她受的苦都没白受，至少有个缘故，有一种幽幽的宗教性的光照亮了过去这些年。她的头低了下去，像个不信佛的人在庙里也双手合十，因为烧着檀香，古老的钟在敲着。她的眼睛不能看着他的眼睛，怕两边都是假装，但是她两只冰冷的手握在他手里是真的。他的手指这样瘦，奇怪，这样陌生。两个人都还在这儿，虽然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
“不要给人听见了。”他去关门。
她不能坐在那里等他。她站起来挡他。叫佣人看见门关着还得了？也糟踏了刚才那点。
她要在新发现的过去里耽搁一会，她需要时间吸收它。
他们挣扎着，像缝在一起一样，他的手臂插在她袖子里。
“你疯了。”
“我们有笔帐要算。年数太多了。你欠我的太多，我也欠你太多。”
她一听见这话，眼泪都涌了上来堵住了喉咙。她被他推倒在红木炕床上，耳环的栓子戳着一边脸颊，大理石扶手上圆滚滚的红木框子在脑后硬梆梆顶上来。没有时间，从来没有。
四周看守得这样严，难怪戏上与弹词里的情人，好容易到了一起，往往就像猫狗一样立即交尾起来，也是为情势所迫。尤其是他们俩，除非现在马上，不然决不会再约会在一个较妥当的地方。他们中间隔的事情太多了，无论怎么解释也是白说。
她仍旧拼命支撑着，仿佛她对他的抵抗力终于找到了一个焦点，这些年来的积恨，使她宁可任何男人也不要。他抢夺着的裤带在她腰间勒出一道狭窄的红痕，是看得见的边界。
他压着她的手，整个身体的重量支在一个肘弯上，弓着身来扯下自己的裤子，胳膊肘子杵痛了她。她同时可以感到房间外面的危险越来越大，等于极大的压力加在一个火柴盒上，一个玻璃泡上。他们头上有个玻璃罩子扣下来，比房间小，罩住里面抢虾似的挣扎。有人在那里看——也许连他也在看。她的手腕碰着炕床上摊着的皮袍子，毛茸茸的，一种神秘的兽的恐怖，使她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子劲，一下子摔开了他，也没有来得及透口气，一站起来就听见外面的人声，先还当是耳朵里的血潮嗡嗡的巨响。
是做成的圈套，她心里想。他也听见了。她不等他来拉她，赶紧去开门。没开门，先摸摸头发，拉拉衣服。把门一开，还好，外面没人。也说不定没给人看见门关着。
王吉的声音在厨房里大声理论。
“王吉！什么事？”她叫了声。
“有人找三爷。”
两个人在昏暗的穿堂里直走进来，都带着尖顶瓜皮帽，耳朵鼻子冻得通红，黑哔叽袍子，肩膀上的雪像洒着盐一样。
“这是你们太太？”有一个问王吉，他跟在他们后面。
“王吉你怎么这样糊涂，晚上怎么放生人进来？”
“我直挡着——”他说。
“我们跟三爷来的，请三爷出来。”
她不理他们。“叫他们出去等着。年底，晚上门户还不小心点，不认识的人让他们直闯进来？”
“三爷来了！”两个都叫起来。“吓呀，三爷，叫我们等得好苦，下这么大雪。”“冻僵了，脚也站酸了，一个在门前，一个在门后，一步都不敢走开，等到这个时候饭也没吃。”“当你走了，都急死了，叫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嗳，你们外边等着，”三爷一只手拉着一个，送他们出去。“外边等着，我马上就来。去叫黄包车，先坐上等着，我就来。”
“嗳，三爷，这好意思的？”他们正色和他理论着。“好容易刚找到你，又把我们撵出去，下这么大雪。”
“什么人？”她这话不是问任何一个人。
“我们跟三爷来的，三爷跟我们号里有笔帐没清。这位翁先生是元丰钱庄的。”
“我们也是没办法。”翁先生说，“年底钱紧，到三爷府上去，见不到他，楼底下好些收帐的，都带着铺盖住在那里，我们只好也打地铺。等了好些天，今天三爷下来，答应出去想办法，大家公推我们俩跟着去。”
“好了好了，你们现在知道我在这儿，没溜，这可不是我家，你们不能在这儿闹，你们先走一步，我马上就来。”
“三爷不要叫我们为难了，要走大家一块走。苦差使，没办法，三爷最体谅人的。”
“都给我滚，”她说，“再不走叫警察了。这时候硬冲到人家家里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王吉去叫警察！”
“出去出去，”王吉说，“我们太太说话了。”
三爷把手臂兜在他们肩膀上推送着，一面附耳说话。他们仍旧恳求着：“三爷再明白也没有，我们的苦处三爷有什么不知道。我们回去没有个交代，还不当我们得了三爷什么好处，放三爷走了？”
她岔进来说：“你们到别处去讲，这儿不是茶馆。别人欠你们的钱，我们不欠你们的钱，怎么不管白天晚上就这么跑进来。还赖着不走？”
“二嫂，”他第一次转过脸来对着她，被她打了个嘴巴。他正要还手，王吉拚命拉着他，低声求告着：“三爷。三爷。”
两个债主摸不着头脑，也拉着他劝：“好了好了，三爷，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
他隔着他们望着她。“好，你小心点。小心我跟你算帐。”
他走了，后面跟着那两个人和王吉。她不愿意上去，楼上那些老妈子。她回到客厅里，灯光仿佛特别亮，花香混合着香烟气。一副酒阑人散的神气。王吉不会进来的。她没有走近火炉。里面隐隐的轰隆一声响。是烧断的木柴坍塌声。炉上的小窗户望进去，是一间空明的红色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她站了一会，桌上那瓶酒是预备给他带回去的。她拔出瓶塞，就着瓶口喝了一口。玫瑰花全都挤在酒面上，几乎流不出来。有点苦涩，糖都在瓶底。闹年锣鼓还在呛呛呛敲着。
十二
老二房的公愚大老爷六十岁生日做寿，有堂会。现在上海这样大做生日的，差不多只有大流氓。在姚家这圈子里似乎不大得体。虽然大家不提这些，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愁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二十年来内地老是不太平，亲戚们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得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降资敌，败坏家声。其实现在大家都是银娣说的，一个寡妇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有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