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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璐尽坐在那儿不走,家属探望的时间已经快过去了。有些家属给产妇带了点心和零食来,吃了一地的栗子壳,家里人走了,医院里一个工役拿着把扫帚来扫地,瑟瑟地扫着,渐渐扫到这边来了,分明有些逐客的意味。曼桢心里非常着急。
看见那些栗子壳,她想起糖炒栗子上市了,可不是已经秋深了,糊里糊涂的倒已经在祝家被监禁了快一年了。她突然自言自语似地说:“现在栗子粉蛋糕大概有了吧?”她忽然对食物感到兴味,曼璐更觉得放心了,忙笑道:“你可想吃,想吃我去给你买。”曼桢道:“时候也许来不及了吧?”曼璐看了看手表道:“那我就去。”曼桢却又冷淡起来,懒懒地道:“特为跑一趟,不必了。”曼璐道:“难得想吃点什么,还不吃一点,你就是因为吃得太少了,所以复原得慢。”说着,已经把大衣穿好,把小孩送去交给看护,便匆匆走了。
曼桢估量着她已经走远了,正待在屏风上敲一下,霖生却已经抱着一卷衣服掩到这边来了。是金芳的一件格子布旗袍,一条绒线围巾和一双青布搭襻鞋。他双手交给曼桢,一言不发地又走了。曼桢看见他两只手都是鲜红的,想必是染红蛋染的。她不禁微笑了,又觉得有点怅惘,因为她和金芳同样是生孩子,她自己的境遇却是这样凄凉。
她急忙把金芳的衣服加在外面,然后用那条围巾兜头兜脸一包,把大半个脸都藏在里面,好在产妇向来怕风,倒也并不显得特别。穿扎齐整,倒已经累出一身汗来,站在地下,两只脚虚飘飘好像踩在棉花上似的。她扶墙摸壁溜到屏风那边去,霖生搀着她就走。她对金芳只有匆匆一瞥,金芳是长长的脸,脸色黄黄的,眉眼却生得很俊俏。霖生的相貌也不差。他扶着曼桢往外走,值班的看护把曼桢的孩子送到婴儿的房间里去,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下了这一层楼,当然更没有人认识他们了。走出大门,门口停着几辆黄包车,曼桢立刻坐上一辆,霖生叫车夫把车篷放下来,说她怕风,前面又遮上雨布。黄包车拉走了,走了很长的路,还过桥。天已经黑了,满眼零乱的灯光。霖生住在虹口一个陋巷里,家里就是他们夫妇俩带着几个孩子,住着一间亭子间。
霖生一到家,把曼桢安顿好了,就又匆匆出去了,到她家里去送信。她同时又托他打一个电话到许家去,打听一个沈世钧先生在不在上海,如果在的话,就说有个姓顾的找他,请他到这里来一趟。
霖生走了,曼桢躺在他们床上,床倒很大,里床还睡着一个周岁的孩子。灰泥剥落的墙壁上糊着各种画报,代替花纸,有名媛的照片,水旱灾情的照片,连环图画和结婚照,有五彩的,有黑白的,有咖啡色的,像舞台上的百衲衣一样的鲜艳。紧挨着床就是一张小长桌,一切的日用品都摆在桌上,热水瓶、油瓶、镜子、杯盘碗盏,挤得叫人插不下手去。屋顶上挂下一只电灯泡,在灯光的照射下,曼桢望着这热闹的小房间,她来到这里真像做梦一样,身边还是躺着一个小孩,不过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了。
蔡家四个小孩,最大的一个是个六七岁的女孩子,霖生临走的时候丢了些钱给她,叫她去买些炝饼来作为晚饭。灶披间好婆看见了曼桢,问他这新来的女客是谁,他说是他女人的小姊妹,但是这事情实在显得奇怪,使人有点疑心他是趁女人在医院里生产,把女朋友带到家里来了。
那小女孩买了炝饼回来,和弟妹们分着吃,又递了一大块给曼桢,搁在桌沿上。曼桢便叫她把桌上一只镜子递给她,拿着镜子照了照,自己简直都不认识了,两只颧骨撑得高高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连嘴唇都是白的,眼睛大而无神。
她向镜子里呆望了许久,自己用手扒梳着头发,偏是越急越梳不通。她心里十分着急,想着世钧万一要是在上海的话,也许马上就要来了。
其实世钧这两天倒是刚巧在上海,不过他这次来是住在他舅舅家里,他正是为着筹备着结婚的事,来请叔惠作伴郎,此外还有许多东西要买。他找叔惠,是到杨树浦的宿舍里去的,并没到叔惠家里去,所以许家并不知道他来了。霖生打电话去问,许太太就告诉他说沈先生不在上海。
霖生按照曼桢给他的住址,又找到曼桢家里去,已经换了一家人家住在那里了,门口还挂着招牌,开了一爿跳舞学校。霖生去问看弄堂的,那人说顾家早已搬走了,还是去年年底搬的。霖生回来告诉曼桢,曼桢听了,倒也不觉得怎样诧异。这没有别的,一定是曼璐的釜底抽薪之计。可见她母亲是完全在姊姊的掌握中,这时候即使找到母亲也没用,或者反而要惹出许多麻烦。但是现在她怎么办呢,不但举目无亲,而且身无分文。霖生留她住在这里,他自己当晚就住到他姊姊家去了。曼桢觉得非常不过意。她不知道穷人在危难中互相照顾是不算什么的,他们永远生活在风雨飘摇中,所以对于遭难的人特别能够同情,而他们的同情心也不像有钱的人一样地为种种顾忌所钳制着。这是她来后慢慢地才感觉到的,当时她只是私自庆幸,刚巧被她碰见霖生和金芳这一对特别义气的夫妻。
那天晚上,她向他们最大的那个女孩子借了一支铅笔,要了一张纸,想写一封简单的信给世钧,叫他赶紧来一趟。眼见得就可以看见他了,她倒反而觉得渺茫起来,对他这人感觉到不确定了。她记起他性格中的保守的一面。他即使对她完全谅解,还能够像从前一样的爱她么?如果他是不顾一切地爱她的,那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根本就不会争吵,争吵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家庭太妥协了。他的婚事,如果当初他家里就不能通过,现在当然更谈不到了——要是被他们知道她在外面生过一个孩子。
她执笔在手,心里倒觉得茫然。结果她写了一封很简短的信,就说她自从分别后,一病至今,希望他见信能够尽早地到上海来一趟,她把现在的地址告诉了他,此外并没有别的话,署名也只有一个“桢”字。她也是想着,世钧从前虽然说过,他的信是没有人拆的,但是万一倒给别人看见了。
她寄的是快信,信到了南京,世钧还在上海没有回来。他母亲虽然不识字,从前曼桢常常写信来的,有一个时期世钧住在他父亲的小公馆里,他的信还是他母亲亲手带去转交给他的,她也看得出是个女子的笔迹,后来见到曼桢,就猜着是她,再也没有别人。现在隔了有大半年光景没有信来,忽然又来了这样一封信,沈太太见了,很是忐忑不安,心里想世钧这里已经有了日子,就快结婚了,不要因为这一封信,又要变卦起来。她略一踌躇,便把信拆了,拿去叫大少奶奶念给她听。大少奶奶读了一遍,因道:“我看这神气,好像这女人已经跟他断了,这时候又假装生病,叫他赶紧去看她。”沈太太点头不语。两人商量了一会,都说“这封信不给他看见”。当场就擦了根洋火把它烧了。
曼桢自从寄出这封信,就每天计算着日子。虽然他们从前有过一些芥蒂,她相信他接到信一定会马上赶来,这一点她倒是非常确定。她算着他不出三四天就可以赶到了,然而一等等了一个多星期,从早盼到晚,不但人不来,连一封回信都没有。她心里想着,难道他已经从别处听到她遭遇到的事情,所以不愿意再跟她见面了?他果然是这样薄情寡义,当初真是白认识了一场。她躺在床上,虽然闭着眼睛,那眼泪只管流出来,枕头上冰冷的湿了一大片,有时候她把枕头翻一个身再枕着,有时候翻过来那一面也是哭湿了的。
她想来想去,除非是他根本没收到那封信,被他家里人截留下来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再写了去也没有用,照样还是被截留下来。只好还是耐心养病,等身体复原了,自己到南京去找他。但是这手边一个钱没有,实在急人。住在蔡家,白吃人家的不算,还把仅有的一间房间占住了,害得霖生有家归不得,真是于心不安。她想起她办公处还有半个月薪水没拿,拿了来也可以救急,就写了一张便条,托霖生送了去,厂里派了一个人跟他一块回来,把款子当面交给她。
她听见那人说,他们已经另外用了一个打字员了。
她拿到钱,就把三层楼上空着的一个亭子间租下来,搬到楼上去住,霖生又替她买了两张铺板和两件必需的家具,茶水饭食仍旧由他供应。曼桢把她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