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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北京怎么不找林副主席谈谈？”
“你想得好天真啰！”
“给林副主席写封信去？”
“没有用，没有用，”他连连摆手，“你不懂，不懂啊！”
“那……那怎么办呢？我看你天天这样，会熬出病来呀！”
“唉！我这个病已经上了心，没有办法治啰！就是不算我的账了，我的病也不会好的。我担心我们党，我们军队……唉！一个人想的事大多！”
“你不要想那么多嘛！我们自己想的也不见得对。”
“是啊！当初我要是不想那么多，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苦恼了。”
“以后接受教训吧！”
“不行！等不得以后哟！光是这一回就过不去啦！”
“不是要你回来主持工作吗？”
“这是政治家的安排，懂吗？政治家的方法曲折多变，不像我这个打仗的，通！炮弹出去，不能拐弯。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叫我带着一个错误尾巴主持工作，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管错了，错上加错，不管，也是错上加错。无论我怎么样，都是完蛋。”
“不会像你这么说的吧！我们党在历史上哪有过这样复杂的时候？一个党员，只要对党忠诚，不是有意干坏事，错了，下回改正嘛！怎么会……”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新时期的新政治，不像过去了，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呀！……你呀……”
许淑宜低下头去，默认自己是不懂的。彭其望着她，坚硬的眼光变得柔和起来。他想起，她，一个充满热情的女学生，勇敢地离开父母，从遥远的江南，历尽艰险跑到延安去，到那里学着搞政治。那时她居然能说服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参加抗日工作，人家都很信任她，把她看成了不起的人物，把她当成做人的老师，把她假定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具体形象。她先后引导十几个妇女跟她走上同样的道路。后来她还当过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书记，领导那些戴眼镜的和秃了顶的知识分子，给他们讲政治，给他们谈国际斗争，给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上党课。他们也很信任她，并且尊敬她，有不少青年人是在她签字的党委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政治生活。她是一个这样的人，干了二十多年政治工作的人，到头来却不懂政治了。她那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政治生涯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是糊里糊涂让脸上爬满了细纹不成？
许淑宜打断他的思路说：
“你知道，你的心烦意乱，影响到全家哩！”
“我知道，没有办法，难为你们了！”
“我倒没有什么，只是，你以后要少在孩子身上出气。”彭其内疚地低下头去。
“不能什么时候都像在战场上一样，”许淑宜缓缓地说，“说怎么就怎么，不留余地。刚才要真是把钢琴砸了，我看你现在不难过？湘湘已经大学毕业了，不是小孩子了，以后，你也得把她当成大人看，她也有她的自尊心嘛！”
“不要说了！”
“不，我还是要说说，你不能把我们的女儿也拖进你那个苦恼的深潭里去。”
“要是我过不了关，她肯定是要跟着我们吃苦的。过去不该老是宠着她，受锻炼太少，经不住风浪啊！”
“只有这一个嘛！谁能想到……”
“哎，”彭其突然想起来问，“她是不是在谈恋爱？”
“是哩！”
“就是文工团那个小赵吗？”
“对。”
“小伙子倒是不错，只是……唉！你跟她讲讲吧！叫她现在不要谈，等运动过去了再说。”
“为什么？”
“要服从大局。”
“连这也要服从你呀？”
“有什么办法呢！她是司令员的女儿，一言一语都可以跟我联系起来。文工团正在造反，小赵经常到我们家来，很不合适。那些青年人都是没有吃过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自以为一切都懂，还不知会闹出一些什么乱子来。在这种时候扯些那样的关系合适吗？”
“那也不能叫女儿就因为这个放弃她恋爱的权利呀！”
“不能那样小资产，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
“你有本事，你去跟孩子谈吧！看她能不能听你的？”
“她又会埋怨我这个爸爸粗暴，不体谅她，不关心她。我总是一个罪人，在外面，在家里，到处不讨人喜欢。”他说着，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双手背在后面，久久不动弹。这里虽是南方，春节前的气候仍要以棉袄御寒，夜风是寒冷的，他让那寒冷的夜风把头顶几根稀疏的黑发吹得飘起来。他由空军将领变得像海军将领了，舰队司令员站在指挥舰上瞪望正是这个样子。窗外是阳台，阳台上放着一盆金桔。海风使院里的大树摇晃得相当厉害，而金桔小树不受大的影响。在寒风中没有一棵大树能够结果的，倒是这小金桔树独能果实盈枝。
电话铃响了，将军不减夙日的机敏，急转身走去拿起了话筒：
“什么？斗争陈政委？……胡闹！……怎么不早告诉我？……陈政委睡了吗？……告诉他，我就来。”
他放下电话，对许淑宜说了一声，从衣帽架上取下呢军帽端端正正地戴上，大步出门，走下楼去。邬秘书见司令员有行动，立刻跟上来问：“您到哪里去？”“政委那里。”秘书跑去把小车叫来。司令员说：“你不要去了，你回家吧！”说罢上车走了。政委的秘书徐凯在门口等着，司令员一下车，他走上去行了个军礼。
“怎么不早告诉我？”司令员责备说。
“政委不让我晚上告诉您，后来还是我自作主张。”彭司令员坚实的脚步声在楼板上一响，陈政委马上知道是他来了，立刻开门迎接。
“你这老头，这么晚了，还来做什么？”
“来给你贺喜呀！”
“贺什么喜？”
“恭喜你戴高帽了。”
“嗨嗨嗨嗨！”
“还笑！”彭其往沙发里一坐，“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呀？也讲出了一点道理没有？”
“他们本来是要抓前段当过工作组的人，我赶去做工作，就把我缠住，逼我承认搞了反动路线。这样的事怎么能信口开河呢？大事上面讲错一句话，了不得呀！我只好说，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哪里知道，这就把他们惹火了。”
“工作组到底是不是反动路线呢？”
“地方上的工作组，都被当作反动路线在批。我们军队的工作组是总政决定要派的呀！军队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我们怎么能随便乱讲？宁肯戴高帽，也不能犯政治错误呀！”
“他们为什么那样恨工作组？是不是在那里整人太凶？”
“谁知道！前段运动是政治部管的。我给他们打了招呼，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特别慎重，不要轻易给人下结论。”
“就是啊！”彭其深有感触地说，“千万不要把好人当成坏人来整。”
“可是群众运动一来就难讲啦！”
彭其不由得心中一噤，突然问道：“帽子呢？拿来我看看。”政委叫徐秘书打开保险柜，把高帽拿了出来。
“哦，真是宝贝呀！你怎么不派一个团把它保卫起来？”司令员接过高帽里看外看，念着上面的标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他的狗头！……滚他妈的蛋！”念完往地下一丢，“这个革命，水平比我们那时侯高得多啊！‘滚他妈的蛋’！好！好得很！这一骂，人家都怕了。”
“这是在北京学回来的。”政委说。
“我们也赶快到北京去一趟吧！落后啰！”
警卫员端来两杯茶，一杯给司令员，一杯给政委。司令员接过茶杯，揭开盖子在杯口磕了两下，闻了闻，感到香味可以，便盖上盖子，放在茶几上。
“胡老头跑去找我了。”他说。
“胡连生？”
“是啊。”
“又是什么事啊？”
“宣传部要两万块钱搞红海洋，他不肯。”
“这个人哪……！”政委感叹道。
“老毛病一世也改不掉。”司令员也说。
“这样的大事，吝啬那儿个钱干什么？”
“他一提就是，‘浏阳搞共产，锅烟子写标语。’我跟他讲，‘你要跟上潮流！’他怎么讲？‘老子跟了四十年也过来了，没有当叛徒。’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打算怎么搞？”
“他说他晓得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