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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张极易争取到工党和工党议员的支持。保守党前部长，现任影子内阁财政与经
济事务部长的伊恩。麦克劳德告诉我，党内有许多“欧洲人”（主张英国同欧洲结
成一体者）渴望撤军。
我相信威尔逊已经做了承诺，至少在任期内会让英军继续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美国必定提出了交换的条件，要求英军留下来。一些友好国家的大使告诉我，
美国正在协助英国支持英镑的币值，条件是英军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美国大
有理由希望英军继续留下来。到1966年1 月，派到南越的美军人数达到了15万名，
美国空军正在轰炸选定的北越目标。后来，布朗向我证实，有关的条件是美国扶持
当时估值过高并且面对压力的英镑。
希利才智过人国防部长希利是继威尔逊之后我必须会见的一位最重要的领袖。
我很欣赏这个人。他有过人的才智，有如电脑那样，当你给他更多资料时，他
就会源源不断地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随时可以放弃自己原先的基本立场。他能言善
道，头脑灵活，很诙谐，有很多有趣和我想多了解一点的人物的有用传闻，同他共
进晚餐的人都会感到很惬意。但是，他对人的评断往往也很人骨。有一回谈起一位
共和联邦国家的总理，他边指着自己额头两端边说道：“他从这里到这里都是木头。”
他向我介绍了工党每个部长的立场。他说，英国政府要把远东驻军维持到70年
代是可能的，不过会相当困难。在内阁中，多数部长主张今后五年内分阶段撤退，
只有威尔逊、斯图尔特和他本人——“一个很难应付的组合”，盼望在今后十年内，
继续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我见过外长斯图尔特，发觉他为人稳健可靠。
希利说，工党内部有一派强烈主张英军完全撤退，不再承担海外的义务。驻扎
在远东的英军与其说是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工具，不如说是成了区域政府互相争吵时
可以利用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希利警告说，英国的远东军事政策可能改变，
甚至会在现任工党政府任期内就改变。英军驻扎期限不定，一直使我担心我离开伦
敦不久，工党便向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削减海外的防务负担。在1966年6 月举行
的工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威尔逊不得不力图打动会众的社会主义情感：“坦白说，
只需要考虑自己的话，我们将乐于尽快离开新加坡。然而我们不能像在亚丁那样说，
当地政府和当地人民不需要我们。作为跟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同样优秀的左派民主
社会党人，李光耀肯定要我们留在那里。让我们记住，在共产党人渴望控制的东南
亚，他在这个地区的政治斗争和他本人的选举斗争中，显示出跟共产主义进行斗争
的巨大勇气。
“按照我们对民主社会主义政府的了解，我们所认识的新加坡政府是东南亚惟
一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府。
“他的社会记录，例如建屋计划，是最先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过去的一切努
力都无法比拟的。”布朗主张撤离东南亚离开伦敦后，我到斯德哥尔摩出席社会主
义国际大会，同英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党领袖交流。我跟布朗共进午餐。他直率地
说，他主张撤离东南亚，越快越好。他承认自己属于少数，却准备坚持到底。他说，
威尔逊和希利颇能体恤我和新加坡政府的处境，他却对以此为借口留在苏伊士运河
以东，感到十分厌恶。在1965年10月发表的防务报告中，他主张明确地宣布撤军，
表决的时候却被挫败。我争辩说，如果他们真的撤军，美国当时就不会支持英镑，
这将造成英镑的贬值，工党会在第二次选举中失败。他不满地嘟嚷说，长远来看，
约翰逊一威尔逊协议对英国没有好处。
1966年7 月，希利访问新加坡，告诉我驻新马的英军人数将削减到对抗之前的
水平。他到过吉隆坡。他正经八百地说，他告诉了报界，吉隆坡没有反英情绪，英
国之所以没有援助马来西亚，除了因为英国遭遇经济困难之外，并没有其他原因。
他眨眨眼睛说，马来西亚人发现，他们所谓马来西亚的“憎恨英国月”造成了
坏印象，收到了反效果。马来西亚领袖气恼英国媒体批评他们的种族主义和语文政
策，因此对英国人板起面孔。到他抵达的时候，已是“热爱英国月”。他心情愉快，
态度温和，叫人安心。有些时候，我觉得英国将能继续逗留十年，直到进入70年代。
有些时候，我又感到威尔逊和希利时日无多。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当时都是极力
主张削减海外防务开支，把资源集中到英国本土的。
1967年4 月22日，希利第二次访问新加坡。他表明到70年代末期英国将撤离亚
洲大陆。我促请英国设法让人们对本地区的安全保持信心，不应有突如其来的变化。
希利表明，撤军决定是基于经济的考虑，不是基于军事，因怕不大可能改变。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英国的财政问题。人们担心英国会被卷人
“越南式”的战争，越南的流血把英国人民吓坏了。
在两天后的第二次会谈中，他谈到将向新加坡提供大量的援助，设法减轻新加
坡蒙受的打击。无论如何，他谈的是削减驻军而不是完全撤退。他认识到信心因素
的重要性，会设法在这个问题上劝说他的同僚，但是他必须为英国防务订下长期的
计划，而要零敲碎打地进行是不可能的。他问起新加坡对军港船坞有什么计划。我
告诉他，新加坡准备让斯旺与亨特公司（英国一家造船公司）接管船坞，作为民事
用途。我已经计划让它接管新加坡的发巴民用船坞，以便熟悉情况。
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和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都拍来电报警告说，英国正在考虑
大量削减驻军，这将导致现有的共和联邦防务安排架构脱节和解体。
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并未预料会提前撤军。在希利访问之后一个月，5 月
间我和吴庆瑞跟英国远东总司令卡弗爵士共进工作晚餐。卡弗今我们宽心。他说，
新加坡国防部队扮演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防止由国内外策动的政变。万一出现持久
的敌对行动，新加坡必须依靠盟友。卡弗的态度使我心安，他预计英军会在新加坡
逗留一段时期。
但是为了预防他的政治主人想法不一样，或是受到压力采取不可思议的行动，
5 月26日我写信告诉威尔逊说，任何谈论“大量援助”的话都是不祥之兆。当人们
知道英国决定在70年代中期撤退后，信心就会大受打击。跟这个严重的风险相比，
经济失调的风险是次要的。威尔逊回信安慰我，并邀我到伦敦进行初步的会谈。
1967年6 月，我和吴庆瑞在伦敦会见希利。他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列明到
1968年3 月31日为止削减英军的安排，以及从1968到1971年撤退的情形。1971年以
后，英国将在东南亚保留一支两栖作战部队作为“巡逻警察”。
有关经济影响的讨论由吴庆瑞负责。像我一样，他对安全问题比对英军撤离所
将造成的经济影响更操心。我们两人都认为，如果安全有保障，人民的信心不动摇，
我们总能想个办法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我向来自海外发展部，处理过英军撤离马
耳他有关问题的一名官员提了一个问题：放弃的军用机场能不能转为民事用途。他
说，按照英国的经验，放弃的军用机场不是改为农业用途，就是在少数情况下用来
发展轻工业。我认为，在新加坡这样做根本没有前途。于是我说，在英军放弃登加
机场、实里达机场和樟宜机场之前，应该尽早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派人前往视察，
以确定它们未来的用途。他将修改条例。以便把它们交给新加坡作为培训和他用。
我们深信自己有能力在70年代中期解决新加坡地面对的问题。我还能要求什么
呢？
斯旺与亨特公司已经让买三巴旺海军船坞发展前景美好，英国海军部、斯旺与
了特和新加坡政府二方可组成委员会，策划如何把它改做商业用途。
同一天下午，我在下议院向工党后座议员发表演讲。我说，亚非局面已经迅速
改变了，尼赫鲁已不在人世，苏加诺名誉扫地，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越南南
方有50万美军。白人控制亚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些亚洲国家坚持必须以亚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