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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投下100 万美元让这个系统投人服务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却建议从他们手中
收购拥有权。我告诉武文杰总理，100 万元事小，但是原则事大。如果他们背信弃
义，不遵守合同，新加坡商人将对他们失去信心。后来可能是武文杰总理进行干预，
让计划顺利进行，只是原来的协定还是做了一些更动，几个重要的问题也依然悬而
未决。
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显示我的意见起了作用，越南官员如今比较肯
帮助人了。一家德国大公司的总裁从越南续程到新加坡时，告诉我他们还为他提供
了一位向导。我满意地微笑了。
不过，开放后接踵而来的社会弊病，使越南的高层领导人依然为它担心，惟恐
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因而放慢了开放的步伐。他们不像中国那样，中国大多数省市
长都年轻得多，受过大专教精。负责治理越南城市与省份的高层人士，都是过去的
游击队指挥官。他们让苏联和莫斯科所发生的事吓坏了，也不能苟同蔓延到中国沿
海城市的社会罪恶。这不是他们所要争取的。1993年我向武文杰总理和他的班子建
议，他们应该把游击队中的这些老战士提升到重要的顾问位置上，而让年纪较轻的
官员，尤其是那些接触过西方的官员，负责日常事务。他们需要更了解市场经济，
更能使外国投资者认同的人。问题是老将们打过仗、报过捷，是掌权说话的人，要
以他们的方式建国。我相信年轻一代接班后，越南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1997年9
月，领导层出现了一次重要变动，副总理潘文凯升任总理，取代武文杰，而副总理
陈德良取代黎德英将军为国家主席。这些都是使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步骤。这一代
人到过更多国家，看过真正的世界，清楚地知道越南同周边国家比起来，远远地落
在后头。
1997年11月，我访问了胡志明市，同一位刚冒起的市长兼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张
晋创会面。这个国家当时正处在“停滞不动”的状态。我同我们在胡志明市的投资
者和外国银行家见面，他们被最近的种种禁令吓得目瞪口呆：不能把越南盾兑换为
外0 国货币汇出去。那他们要怎样偿还对外的债务、银行的透支，以及他们为了在
越南投资而向外国银行贷款的利息呢？他们的生意怎么经营得下去呢？负责投资事
务的计划投资部极力反对这么做，知道这项措施只会打击投资者的士气，却爱莫能
助。越南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则对袭击整个区域的货币危机感到惶恐，担心外汇储备
不足。
我在河内向潘文凯总理解释为什么这样突然改变做法具有破坏性。很多别的事
情也都出了乱子。新电信解决了传呼的业务，却又面对移动电话业务的问题。越南
邮电承诺发出许可证，过后却没兑现。越南人要自己经营。我指出，新加坡必须依
循发达国家让电信业私有化的趋势，以应付国际竞争。而惟一能够面对这个最激烈
竞争的方法，就是同引人最新科技的外国伙伴联营私人企业。他明白，国家主席陈
德良在我向他解释时也表示明白。
他们又一次带我去见杜梅。就像过去一样，我们交谈甚欢，但是我担心影响力
同样会非常有限。他们在战争时使用苏联武器所展示的技巧，他们随机应变克服物
资严重短缺问题的本事，以及很多越南难民在美国和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
都提醒人们，他们具有令人敬畏的素质。
缅甸自我孤立我在1962年4 月第一次访问仰光。缅甸总理吴努要求奈温将军在
1958年接管政权，因为他的民选政府面对频频发生的少数种族叛乱和造反，束手无
策。经过18个月的军人统治后，大选举行了，吴努领导的政党重新当选，从奈温手
中再次接管政权。但是没过多久吴努又陷入困境，让奈温在1962年3 月重掌大权，
这正好是我去访问前不久。
仰光不像我曾在1956年访问过的科伦坡。仰光显得破落。它被日本占领过，虽
然在英军从孟加拉一路杀回来时，还不至于被夷为平地，破坏还是相当大的。奈温
在他的家里热情地接待我和芝。我看到别墅周围停放着坦克和高射炮时，有些不自
在。显然地，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访问缅甸的目的，是要对印尼总统苏加诺展开
的政治宣传进行反击，他口口声声说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密谋。用午餐时，奈
温听了我的解释，但不是很留心。他心里想的尽是怎么维护法纪、控制叛乱，使缅
甸不至于分崩离析。
他住在坐落于近郊区的一座中型别墅里。他和夫人钦梅登一样待人友善。夫人
钦梅登曾当过护士，是位活泼健谈的女士。他们俩都讲英语，而且是聪明人。缅甸
是东南亚地区先天富足的国家之一，在战前出口大米和食品。但是民主政府的制度
在他们那里行不通。它的人民不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单一民族。英国人硬把一群群占
据不同山区的不同的种族，放在同一国界里。
奈温成立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张推行“缅甸式的社会主义”。他的
政策简单，争取自足自立，把那些随英国人一起到缅甸来的印度人和华人赶走。缅
甸华人其实早在吴努执政的时候就已经纷纷离开，好多人迁徙到泰国和新加坡定居。
人数较多的是由英国人带去当公务员的印度人。他们逐渐被排挤出去。
1965年5 月，我在孟买参加了亚洲社会主义者的会议后，续程再访仰光。奈温
喜欢我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们以西方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处理亚洲的
贫穷与落后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失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多么坚决地
要自给自足，尽可能减少同外界的接触，回到缅甸过去那种富庶、自足。浪漫而充
满诗意的旧景象。
那次访问，同斯特兰德酒店内接待我的司膳总管的一席话，令人难忘。一个年
近6O，须发灰白的印度人，在我到达的第二天端来早餐，愁眉苦脸，用英语说：
“先生，这是我最后一天为你服务，明天起我不会再来了。”他不清楚他的缅甸助
手能不能给我送来同样的英国式早餐，有茶、奶、糖、烘面包和炒蛋。我问他为什
么要走，他回答说：“我不能不走。我在这里出生，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但是政
府却要所有的印度人离开。我能够带走的只是一小笔钱和个人的随身物品。”他要
上哪里去？“印度。”他在那里可有亲人？“没有。”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跟随英
国人来到缅甸，现在政府却要把他遣送回去。至于我第二天的早餐，他说得没错，
托盘既不如原来那么整齐，烘面包也没那么香跪了。
那天下午，我和奈温在前英国仰光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这场球可真不寻常。
每一条平坦球道的两旁。围绕在我们4 个球员周围的，全是提着枪向外看的军人。
不挥杆时，奈温戴着钢盔。我犹豫该不该问原因。其中一个球员是奈温的部长。他
低声说是跟什么行刺威胁有关。
1968年奈温访问新加坡，在打高尔夫球时，一点也不在意安全的问题，也没有
戴钢盔。1974年他再次来访时，我建议我们应该协调彼此的政策，促使美国、中国
和苏联继续留在本区域，以取得势力均衡。他一点兴趣也没有，宁可让超级强国自
己做决我在1986年1 月最后一次访问仰光。奈温的新夫人是个医生，比他过世的发
妻钦梅登年轻得多，受过良好教育。当时，他对于15至30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用晚餐时，我发现尽管经历了20年的经济停滞，他对外国势力仍旧是一贯的不信任。
他谈到如何为了应付缅甸以外的势力而受困在一场“斗智之战”里，指责外国势力
一直都在觊觎他的国家。
看到仰光的情况比我在1965年去访问时更糟，真让人不胜呼嘘。那里没有新的
道路或建筑，处处百废待兴。主要公路路面上尽是窟窿，路上仅有的几辆汽车。都
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爷车，破旧不堪。在奈温的政策下，任凭哪一位部长都难有作为。
他们的英文报只是四开小报那样的一张薄纸。缅甸文的报纸则稍微体面一点。前往
著名的仰光大金塔的人们，看起来都穷困潦倒，衣衫槛楼。从车里望去，商店似乎
都空无一人。
同年9 月，他的总理貌貌卡到新加坡访问，我告诉貌貌卡我在《新加坡与美国
人》（一份美国侨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