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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也一并送回去。劫机者最后被控上法庭定罪，判处14年监禁。
对这种种供应和服务，越南非但不付钱，还反过来接连向我们发出警告，要么
把劫机者遣送回越南，要么对一切后果负责。我们坚持立场不受威胁，不然必定后
患无穷。我们同1975年重归统一的越南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僵持不下的事件开
始的。越南人看准一些东盟成员国既惶恐不安又希望同他们交好的心理，希望从中
牟利。他们在电台和报纸上措辞强硬。越南领导人更是叫人受不了，以东南亚普鲁
士人自居。的确，他们是吃过苦，受过美国科技施予的所有惩罚，然后凭着坚忍不
拔的毅力，再巧妙地利用美国媒体进行反宣传，一举把美国人击退的。他们有信心
击败世界上的任何强国。对我们这些东南亚的弱小国家来说，越南只有蔑视。他们
宣称将单独同东盟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拒绝同作为一个组织的东盟交往。他们的
报纸对菲律宾和泰国的美国军事基地提出批评，把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说成是“互
相勾结”。
但是到了1976年，越南跟中国的歧见日深，不得不派遣外交使节团到东盟。副
部长潘贤在访问本区域国家时，带来了和平的信息。他起初把新加坡从访问行程中
删去，过后又改变计划，在1976年7 月访新。他说，越南不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
他巧妙地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区别开来。越南
人民支持东南亚各民族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正义之战，而越南政府则要同这些东南
亚国家建立双边关系。我指出，这种外交诡辩术并不能排除我们脑子里存在的疑问，
这个双轨政策，其实也就是干预。谈到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我说强国都知道彼此直
接硬碰是危险的，因此利用第三国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东盟，我们自行解决
彼此间的任何歧见，所以美国也好，苏联也罢，想要乘机挑拨离间都无从下手。
范文同终于来了同样地，范文同总理一年后到本区域进行访问，起初也并未把
新加坡列人拟议的行程之中，也许是想借此使我们不安。我们无动于衷，越南威胁
不了我们。他最终还是在1978年10月16日来了。先是潘贤来展示共产越南的盈盈笑
脸，现在范文同这位高龄72的老人家来了，让我们看他的强悍和铁石心肠。在两个
半小时的讨论中，什么礼仪婉言全省了。其实从机场出发的途中，我们就已经在车
内开门见山地对话我的开场白是：欢迎越南愿意同我们合作，谋求和平、稳定和繁
荣，但是听了河内电台的广播，读过他们的《人民报》的报道，我却抱持保留的态
度。这些广播和报道并不友善，甚至言带威胁。范文同宣称越南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自己是个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列主义。他到新加坡来，是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总理的身分讲话。越南必须为东南亚和世界的革命与和平事业贡献力量，新加坡
不该为此而有所顾虑。越南是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人民勇敢、聪明。美国和日本都告诉过越南人，他们的国家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美日都需要同它建立经济与贸易联系。
发表了充满信心的开场白之后，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宣称北京鼓动越南北部
14至15万的华人越过边境回到中国。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原由。
我问他，中国如果在新加坡也有大使馆，是否也会采取相同的政策。他认为不
会，因为中国并不希望所有海外华侨都回去。让他们留在侨居国，也许更好。他直
瞪着我说，华人无论身在何处永远心向中国，就好像在海外的越南人总会支持越南
一样。
接着，他转而谈起经济关系，并出人意料地说新加坡可以为越南的重建贡献力
量。当我温和地表明我们必须从所提供的货品与服务中得到一些回报时，他直截了
当地说，越南的经济尚未开发，贸易的机会非常有限。当晚，我和他走去用晚餐时，
他又说越南不能进行贸易，但是需要帮助，而新加坡既然曾在越战时期出售战争物
资给美国从中得利，自然有义务帮助他们。如此表白，着实让我目瞪口呆。
第二天，当我们的车子驶过滨海地区时，他看到海港内停着许多船，又再次指
责我们从越战中捞到无法估量的好处，认为这是以越南为代价来发展新加坡，如今
要新加坡协助越南，不过是应尽的义务而已。这真是不可思议。就因为一场战争使
他们贫困潦倒，我们既不是发动战争的一方，也不曾在整个战事过程中扮演任何角
色，就一口咬定我们有义务帮助越南重建，这是哪门子道理，我当真想不通。我说，
我们为在越南的美军所供应的主要战争物资，无非是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所生产的汽
油、石油和润滑油，所得利润对新加坡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他流露出一脸的狐疑。
我说我们愿意同越南贸易，但不打算给予援助。他显然不高兴。我们分别时保持风
度，但是态度冷淡。
12年后，1990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越南第一副总理武文
杰要求同我会面。他希望我们抛开歧见，进行合作。我对他们12月侵占柬埔寨以来
所浪费的时间表示遗憾。除非纷争得以解决，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
的关系。武文杰说，越南有许多投资机会，他已经批准发出100 多张投资许可证给
外国公司。我回答说，不论投资许可证有100 张还是1000张，除非美国指示世界银
行给越南提供无条件的低息贷款，让它进行重建，同时美国的大银行认为在越南投
资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越南经济起飞不了。不过，一旦越南撤出柬埔寨，我
们就会恢复中断的关系。
1991年10月，越南和其他有关各方在巴黎签订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
一个星期后，已经成为总理的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虽然我已不再担任总理，我们
仍在我的接班人吴作栋总理款待他的晚宴上见了面。宴席将散，他起身向我走来，
像共产党人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
做他们的经济顾问。一时之间我哑口无言。从他们侵占柬埔寨以来，我一直是他们
猛烈抨击的对象。回过神来后，我告诉他，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
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
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他楔而不舍，并且过后还送来两封信。
在互相通信后，我同意访问越南，不以顾问的身份，而是同他们一起讨论，集
思广益，研究如何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我在1992年4 月访问河内时，我们的关系完
全改变了。在装饰华丽。正中央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会议室里，我花了一整天的
时间同武文杰和他的内阁部长、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们准备了5 个问题，先是问
越南在推行现代化时应该着重于什么商品、什么市场，以及同怎样的伙伴合作。我
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他们长期经历中央规划所形成的思想倾向，因为他
们事先假定会有特定的商品、市场或者伙伴，能协助他们转型。我建议他们研究台
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
我说，利用越南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也就是过去的西贡）作为全国经济增
长的动力是上策。共产主义在北越推行血年，在越南南方则只有16年。南方人民熟
悉自由市场经济，要回复旧的制度并不困难。他们最好的催化剂是那些流亡海外的
人，即在1975年后离开，在美国、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商界闯出一番天
地的越南难民。他们一定愿意协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应该把他们找回来，为启动
南方的经济尽力。
武文杰似乎被这个建议吸引了。他本身是南方人，但是其他资历更老的领导人
要的是南北均衡发展。他们内心都有个隐忧：这些散居海外的人会带回颠覆思想，
或者同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外国机构有联系。经过数十年捉迷藏式的游击战争
后，他们总是怀疑每个人都图谋不轨。
武文杰在我临走前从河内飞到胡志明市同我会晤。他请我每年去一趟，说我是
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虽然有些话听来刺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