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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是南大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越
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
生的身分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
颓势，南大降低人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
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
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
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李博士受过华
文教育，在伦敦大学考取工程系博士学位。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
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
生硬不流利。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
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哆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
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
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
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
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琼和李玉胜三
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
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我要坚持干预，他
们会支持我，但是河舌l 去捅马蜂窝自找麻烦？60年代华校和南大发生的风波，他
们记忆犹新。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华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顾虑。这使我
大感意外。他和南大毕业的议员同样认为事态严重，却也担心新马两地的南大捐款
人和支持者会做出强烈的政治反应。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
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
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
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人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入了一
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
所难免的事实。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校友纵使没有公开支持，
也能够了解这种改变是大势所趋。在马来西亚的校友却依然愤愤不平，把它看做一
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地猛加谴责。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
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这是个惨痛的调整，学生比教师更难适应。在南大教师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
恢复之前，新大教师接过大部分的教学工作。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跟学生谈话，对
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最终约有70％南大生在两校的联合毕业
考试中过关。我展开调查，以便了解毕业生想要获颁新大学位、南大学位还是两所
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新大学位。我决定把两所大学合并为新
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这批毕业生都获颁国大学位。南大校园成了附属国大
的南洋理工学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
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雇主们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学毕
业生，不管所读学府起用什么名字，他们的素质依然维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拥有去改变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为我跟许多宣称捍卫华文
却把孩子送进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在华校受教育。60年代末，我在南
大校园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牺
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华校能让他们受益，因为他们能够在家里学好英文。但是，
谈到大学教育，我表示不会把他们送人一所华文大学。他们的将来取决于他们能否
掌握最新课本的用语，也就是英语。做家长的不管是受华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会
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在南大发表了这一番讲话，报章加以报道，因而能影响家
长和华校生进人大学的抉择。
问题全在于“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没有在华校考取优异的成绩，我说起话来就不会那么有分量。多
年以后，我问他们三个可曾后悔就读华校而非英校，他们一致认为上华校使他们获
益更大。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 名毕业生。他们当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就
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问题全在于“面子”。当初创办南大，人
人对它充满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历史潮流不从人愿。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
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相反地，各国纷纷逐步关闭境内的华校。华校出身的中学
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迅速减少，就连华族银行为了生存也舍弃华语，改用英语。
两所大学合并后，我把全国华文中小学改成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作
为第二语文。受华文教育的人，包括行动党议员因此开始反思。他们都同意学生必
须掌握一定水平的英语，才用不着多花一年的时间恶补英文，以便升上理工学院和
大学继续学业。但是要为此减少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时间，任谁也不愿意接受。我同
情他们面对的窘境。这是他们接受以英文作为我们的工作语文之后必须承受的后果。
随着这些改变的逐渐落实，我却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
西。我希望能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
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德传给新的双语学校的学生，
否则最终会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文化。在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里，学生
在家中秉承的儒家价值观并未得到巩固，因为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所用课
本的语文不是华文。
除此之外，国人和西方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跟那些到本地旅行的外国游客
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机会出国，这一切都使新加坡学生的传统道德观不断受到侵
蚀。由于我们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弥漫的速度，
比在本区域其他国家都来得快。
年轻教师的态度和价值观有所改变使问题更加复杂。上一代教师吃过苦，了解
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得来不易。诚如我在1979年给接任教育
部长的吴庆瑞写信时指出：“它们教的是人生观，给学生灌输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责
任感，它们的教师比多数英文媒介教师有更大的热忱和干劲。”年轻一代的教师都
是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英校生，本身受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程度已不如前人。
我们要保留新加坡不同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日本人虽受美国的影响，却能保持
基本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年轻一代生活富裕，对自己所服务的公司似乎少了父辈那
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但是在本质和精神上仍然是日本人，比欧美人民勤劳，更愿意
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出贡献。我相信，日本人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
我决定推出“特选中学计划”，保留九所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也就是后来广为
人知的“特选中学”。这些学校录取全国小学离校考试中成绩最佳的10％学生。它
们教导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但是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我
们为特选中学提供额外的师资，通过语言特别课程协助学生掌握华、英两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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