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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儿子是那种有悟性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就会背唐诗了。他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但背起来的时候一只脚往前迈一步，头一点一点，身子前后一伏一仰地，似乎是懂得的样子。带他出去玩吧，他双手牵着我和董柳说：“爸爸妈妈你们两个抢我。”说完往董柳身上一靠说：“妈妈抢到了，妈妈劲大。”问她电视里哪个女孩最漂亮，他说：“妈妈最漂亮，妈妈是新娘子，我长大了跟妈妈结婚。”有一次看动画片，大灰狼追小白兔，他皱着眉急得要哭说：“大灰狼不对，大灰狼不对。”董柳说：“大灰狼没有不对，它不吃小白兔，它自己会饿死。”我说：“他这么小，你别教孩子学会残忍。”她说：“你是大灰狼你怎么办？上帝并没有规定小白兔是好的，大灰狼是坏的，好坏那是诗人们捏出来的。大灰狼吃小白兔那是上帝安排的，天经地义，不吃才不对呢。让我选我决不做小白兔，就是这么回事。”董柳跟他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他听了第一次，以后再听，听了一半就捂着耳朵。董柳问：“王后的蓝子里有什么？”他着急说：“没有苹果，没有苹果。”董柳说：“苹果里有什么？”他说：“没有毒药。”董柳说：“有就是有，不能你说没有就没有。”到了两岁多，一波经常说出一些冷水里冒热气的话来，叫人感到意外。有一次他调皮，董柳说：“你这么调皮，可能是爸爸在医院抱错了，是别人家的孩子。”他马上说：“董柳阿姨，池大为叔叔。”我说：“我的儿子讲话越来越有味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有次去公园他指着湖中的船说：“轮船没有轮子，怎么叫轮船？”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说：“我的眼睛这么小，船那么大，我怎么可以把船看到眼睛里去？”出了公园他要吃酸奶，董柳说：“两杯酸奶，三个人怎么吃？”他说：“三杯，你吃，我吃，他吃。”我说：“只有两杯。”他不依不饶说：“三杯，你吃，我吃，他吃。”董柳笑了说：“也是个倔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家怎么得了！”还有一次他调皮了董柳骂他，他说：“再骂我，我从窗户跳出去。”我觉得好笑说：“你这个胆小鬼，还敢跳窗户？你从床上跳下来给我看看！”他马上说：“我只跳高的，不跳矮的。”
看着自己的儿子那感觉就是不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时候我摸着儿子的头无缘无故地就鼻子发酸，想哭。我对董柳说：“这世界真是个偏见的世界，大家都这么喜欢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希望了。”董柳说：“要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才真的没希望呢。”我觉得想倒也是，偏见是上帝的安排，这不是谁想取消就取消得了的。我说：“让你说偏见倒是个好东西。”我想着有偏见就有盲点，那么盲点也是个好东西了。这么想着许多界线都变得模糊，许多人都可以理解，做个好人也没什么意义了。想来想去我越想越糊涂，真不知道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
从昨天晚上起董柳就没说过一句话，我说那么几句，她理也不理。早上上班之前她说：“你今天把我一波送到人民路去，只有这样的命，你认不认都得认。我就不去了，我去了我肯定要哭一场。”我答应了说：“任志强把胸脯拍得嘣嘣响，不知天高地厚。幸亏我们也没抱多大希望，本来也是难。”正说着楼下喇叭响了几声，任志强上来了。董柳用一种恐惧的眼神望着他，我看任志强那神态也不像个有成就的样子。我先开口说：“知道难了吧，本来也是难。”他说：“真没想到难到这个样子，进个幼儿园！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通过朋友找到了计财处的关处长，关处长找事务局的孟局长去了，由孟局长去跟陈园长说。关处长都说只能试一试呢。求别人的事，急不得。怕你们急，先来说一声。”我说：“关处长竟肯帮这个忙，真了不起，如果孟局长竟然也愿意帮忙，那就更了不起了。还有你那个朋友，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董柳说：“还有你自己，了不起，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任志强说：“办成再说，办成再说。”董柳说：“你花了多少钱，你只管跟我们说，出了力就了不起了，还叫你出钱吗？”她说起话来似乎有着腰缠万贯似的豪爽。任志强说：“朋友跟关处长是什么关系我搞不清，关处长后面的事就更搞不清了，反正是单线联系，一层管一层。我得给朋友家装一部电话，这个朋友还是朋友介绍的朋友，刚认识的。”我一听吃了一惊，装部电话？四千多块呢，董柳她受得了吗？董柳说：“应该的，应该的，转了这么多弯，不知道会卡在哪里？陈园长会不会买帐？要是关处长有绝对的权威就好了。”两天后，一波进省政府幼儿园的事就定下来了。董柳对任志强说：“装电话用了多少钱吧，还有一连串的事用了多少钱吧，你老实告诉我，转了这么多弯，总还要点润滑剂吧。”任志强说：“帮姐姐这一点忙还要钱吗？姐姐你也别太小看我了。”我说：“转了这五六个弯就了不起了，还要你贴钱？钱是一定要给的。”任志强说：“钱倒不是什么难事，谁都拿得出来。难得的是电信局容量有限，那个电话号码不是谁都可弄得到手的，现在不比以前，什么事都不能凭嘴皮子打交道，吃豆腐办豆腐事，吃肉才办肉事。”我心里替董柳着急，再多的钱她怎么拿得出？谁知董柳说：“任志强你干脆说多少！我们不搞劳民又伤财的事。”任志强哼哼哈哈半天说：“钱都是公司出的，关系户，业务需要。”我说：“你们公司还可以这样报帐？”他说：“人人都能这样报，多肥壮的公司也撑不了三天就皮包骨了，当然是看人来。”说着右手似乎很随意地在胸口拍了一下，大拇指一翘。他这个动作给我一种刺激，但我没表现出来。这个时候他说什么做什么我得认了。这么难办的事，胡一兵都没办法，居然被他办成了，我还有什么资格不服气？不管他怎么办的，人家的实力在那里，我不服不行啊，他再怎么摆牛，我都得把头低下来认了，不服不行。
我和董柳送一波去省政府幼儿园，董柳看见那么好的条件，高兴得手足无措的样子。出了门她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一个劲用手背擦眼泪，哭了一会忽然又神经质地仰头笑起来。我说：“大街上呢，别人还以为你捡了宝呢。”她抹着泪说：“我总算对得起我一波了，对得起他了。”横过街她说：“不知我一波在哭不呢，我回去隔着窗户看看。”我说：“哭总要哭几天的。”她拖着我回去，躲在窗户外面看了一阵，说：“总算没哭了。”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到下午我们去接儿子，一波扑过来说：“找到爸爸了，找到妈妈了，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董柳抱着他一路亲着出了大门，说：“这么好的儿子，谁有？哪怕是为了儿子吧，我们做大人的也应该努一把力。”
也许董柳说得不错，哪怕是为了儿子吧，我也应该努一把力，让家人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是硬道理，总不能说今天的忍辱负重是为了明天的更好的忍辱负重吧。算一算我到卫生厅已经六年了，可现在比第一天来时并没有进展，甚至还后退了。一天天就这么梦游般地过去，就像是迷失了方向似的。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回过头去看，也就是过了一年而已。可人生有几个六年？何况还是在黄金岁月。我似乎恨自己，又似乎同情自己，说不明白。我总认为自己在坚守着的一点什么，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清晰的景象越来越模糊，很明确的意义越来越暧昧。一个连对自己的家都不能尽到责任的人，还能去想着世界吗？可是只看着眼皮下这几件事，那我又是谁呢？我等待了很多年，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等待会有什么结果。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的生活，都会有一只隐约的手，潮湿而苍白，用一种难以描述的优雅姿势喻示着方向：生存是硬道理，是归宿，是一切。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是自我，是生存，是活着。这是真相，这是本质，这是悟者之悟，智者之智。我曾把这当作猪人的生活姿态，但现在却无可抗拒地走向这个方向，别无选择。在丁小槐和任志强喻示着的两把巨钳的钳制之下，我别无选择。我得活得好一点，我的妻儿也得活得好一点，我别无选择。为此我得改变自己，我并不比谁傻些。我想象着自己站在悬崖上，眼前天地悠悠，空茫一片，极目处似隐似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