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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两人很亲热地握手，申科长又把另一只手盖了上去，丁小槐也这样做了，四只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摇。丁小槐说：“申科长我那件事……”申科长对他使个眼色，丁小槐回过头来说：“大为也在这里。”我扔下报纸说：“你们谈，你们谈，我这就去了。”出了门我在心里骂了几句“小人”。可骂有什么用，房子到手才是真的。丁小槐肯定也是来要房子的，她妻子也怀孕了。我心里盘算着，丁小槐要别处的房子，那就算了，如果要三楼那一间，我非得撕开脸跳出来争一争不可。董柳比他的妻子要早生一个月，这就是道理，卫生厅还能没这点公道？这么一想我又有了点信心，下午我还要去，就用这个话堵着申科长，看他还有个什么说法？我不在乎闹到厅里去，论工龄我比丁小槐还长一年呢。
到办公室我忍不住把这件事对尹玉娥说了。她说：“当然是应该先考虑你，论工龄，论学历，论孩子出生先后，那都是你跑在前面。要我是你，搞不成我就一直告上去，告到哪里都不怕，卫生厅不讲道理，总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吧。”我听出她的话有点别的意味，可还是觉得她讲得好。中午我吃过饭，去厕所时看见丁小槐扛着一张钢丝婴儿床从五楼往下去，我说：“孩子还没出来呢，床倒买好了。”他说：“撞着优惠打折就买了，反正要买的。”回到房中我心中一惊，他把床搬到哪里去？我赶紧下楼探头一看，他正好进了三楼那间空房。怎么回事！回到房里，我使劲在桌子上拍了几下，怎么回事！我只觉得脑袋中有火在熊熊燃烧，里面烧成一片通红，又拼命在桌子上拍了几下，手掌火辣辣地痛。下午还没上班我就等在行政科门口，申科长来了，我勉强笑了说：“申科长。”他说：“你又来了？”我说：“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他说：“不能说人人有个问题就立马得解决，我的问题十多年了，问都没人问过。”我说：“我要房子吧，也可能还有别人也要，但总还是有个规矩是不是，有个说法是不是？谁比我工龄长学历高，他的孩子又先生下来，分给他我没意见。”申科长望着我，微微点头说：“是要有规矩，也要有说法。”他那嘲弄的神态激怒了我，我说：“我妻子就在这一两个星期就要生了，生下来就多一个人，那间房子是分给多一个人的人呢，还是分给少一个人的人？”申科长“嘿嘿”地笑，也不做声，一口一口地喝茶，长长地出着粗气，像是品赞，又像是叹息。那种声音使我难受得要命，再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冲口而出说：“这个道理吧，我想能在行政科说清楚了最好，说不清还有厅里呢，还有省里吧。”他望着我说：“省长可能闲得无聊了，来管这间房子。”说完又“嘿嘿”地笑，笑纹一直牵到耳根，眼睛也眯成了一线。他这么笑着，笑得我心中发虚，不知为什么，我的信心在笑声中迅速减退。他哈一口气说：“年轻人啊，叫我怎么跟你说？你总不是最近从天上下凡的吧，人跟人怎么好比呢？人家丁小槐是科级办事员，你知道不知道？要说排队，他多五分呀！”他说着把五只手指一张一合地比划，“五分，知道不？别说你孩子没生下来，就算生下来了，你工龄多一分人口多三分也只有四分，这不是我申仁民定的政策吧？你到省里去说，省里的人恐怕还不止多那么一间两间房吧，我们怎么可以去攀比，这人比人的？”他这么一说，我望着他呆了似的，一时好像糊涂了。他说：“好好想想，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就好，实在想不通再来讨论还是欢迎的。到厅里省里去讨论也是可以的。”说着对着门做了个手势。我失去了意志似的，顺着他的手势就走到了门外。
整个下午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双手支着头，不说什么，也不想什么。尹玉娥看了我也不问什么，呆一会就出去了。快下班时她回来了说：“下班了！”我望她一眼点点头。她说：“没搞成是吧？”我机械地点点头，说：“人家现在是科级干部了。”她说：“这件事我知道了，是个科级还不是科长，再说批文还没下来呢，要下个星期才有。”我一听就更气了说：“文还没下，手就伸到前面去了，偏偏就有人配合着这么紧。”她说：“是这么回事，你想这个世界不是这么回事，那不可能。”我说：“怎么走到哪里人家总是有说法，左右都是说法，那说法像他养的狗养的奴仆在屁股后面，他的利益在哪里说法就跟到哪里，跟得紧！我总找不到一个说法，有说法都被别人的说法套住的。”她说：“说来说去还是人被套住了。人被套住了就没个说法不被套住了。”我说：“有些人永远有说法，有些人永远没有说法，人能气死人啊！墨索里尼他妈的总是有理，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他才没理了。老子——我，趁着这几天文还没下来，豁出去吵一场看着怎么样！”她说：“那是要去吵，硬柿子谁也捏不动！”我把桌子一拍说：“看老子——我，看我明天！”她说：“看你，看你，小池可不是那么好捏的。”
回到家一想，吵也没什么意思。还没吵出个名堂，文就下来了，还会下得更快，结果只能是自取羞辱。人被套住了就没有个说法不被套住的，这就是世界。我对董柳说没有房子，还要等，没告诉她自己今天的遭遇，没有勇气说。董柳失望地低下头，好久没做声。到晚上董柳知道了丁小槐搬家的事，当作了新闻告诉我。我装作刚听到说：“是吗，是吗？”她说：“他凭什么跑到你前面，你还是研究生呢。”我说：“人的手有长短。”她要我去质问行政科，我含糊着答应了。后来她再没追问这件事，我在心里感激着她的宽容。岳母来的前一天，我把房间整理了一下，把家具尽量挤着放，又把一些东西垒起来，在门边腾出了一小块地方，塞进一张单人床，两张床之间用一道布幔隔开。董柳说：“还真挤下了一张床！”我说：“你妈妈肯定要骂我的。”她说：“她不会的，她又不是什么高级人物，在乡下一辈子都苦过来了，还怕这点苦？”我不做声，拍一拍她的肩膀。
本来计划好了，董柳就在市五医院生孩子的，可就在要生的前几天，她们院里的产科出了事故，一个孕妇大出血死了，家属搞了几十个人来闹了几天，开口就要赔十万。那些来闹的人与死者并不沾亲带故，而是一帮专门吃了难饭的人，赔的钱要分一半给他们，没闹到钱一分不给。于是那帮人拼了命来闹，日夜不息。五医院到处贴满了标语，一些人举着死者的大幅像片整天守在医院大门口。“闹头”自称死者的舅舅，代表死者家属出面谈判。医院不堪其扰，赔了五万二千块钱，事情才平息了。我去联系住院事项时正看见这种场面，心里凉了半截。产科主任说：“叫董柳到别的医院去生，我们科里的人手都软了。”我又到财务科去要支票，科长说：“你们自己先垫着，回来再报销，医院的帐上都空了。”
只好临时决定到省妇幼保健院去，交了八百块钱，住了进去。预产的前一天医生通知我说：“还要交一千块钱。”我说：“怎么要这么多？”医生说：“她的情况很可能要剖腹产，万一大出血呢？要抢救要输血。”我一听“大出血”，脑袋中就“嗡嗡”地响，说：“有危险？”她说：“也没有那么危险，看你脸色都变了。”把催款单给我就去了。我问董柳怎么办，她说：“要这么多，要这么多？”我说：“存折上还有钱没有，我去取出来，到时候真要输血，你说不输？”她说：“那钱还没到期，再说我还是想留给孩子用的呢，他生下来冰箱肯定要买一个的。”又说：“花这么多钱，叫我回去怎么报销？钱就是我们财务科长的命，你要钱就是要他的命，那张脸真要人看的。”我说：“总不能说要了自己的命吧？”董柳还是舍不得那笔钱，说：“还没到期呢。”岳母说：“你们城里人还少这点钱？”我说：“妈妈，城里也没有金矿挖。”岳母说：“不够我还带了点钱来了。”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厚厚一叠都是伍元拾元一张的。我说：“哪有倒过来要您老人家钱的事？”岳母说：“那也有三百五十七块钱呢。”董柳叫道：“妈你赶快把钱收起来，再不收我就不生了！”说着撑起身子要起来。我赶紧双手按住了说：“董柳你不高兴你骂我打我几个耳光都可以，你腆着个肚子要到哪里去？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要赌也别拿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