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５）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
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
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
；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
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
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
８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
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
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
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
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
。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气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
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
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
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
，“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
中，在慕尼黑以东约６０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
。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
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
，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６）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
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
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
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
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
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
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
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
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
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
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
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
，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
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
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
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
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
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
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
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
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
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
，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
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１９１９年１月３日，处在绝望
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
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
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６日上午，２０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
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
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
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
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
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２４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
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
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
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４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
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３，５００万选民中，３，０００万
人为国民议会的４２３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
，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１５％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
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４０％的席位；极左派“独立
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７％。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
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１５０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
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２
月６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
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５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
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
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
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７）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
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