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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对伦敦条约，苏联的反应几乎与法国的一样强烈。它证实了这种怀疑；英国统治阶级内
的某些分子，包括继位王子在内，正在帮助德国加强迫波罗的海之海军力量以便向苏联发动
进攻，在远东则支持日本的野心。尽管忧心忡忡，苏联还是与希特勒签订了贸易协定。希特
勒将对苏贷款提高至２亿马克，并准备在１０年内，将此数字增至５亿。这并不是放弃其生
存空间之梦想，而是在国际外交游戏中另一着棋。这是因为，在与西方谈和平、与东方做买
卖的同时，德国的重新武装则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其速度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估
计要快得多。
（４）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
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及他们的夫人）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
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
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例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
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
。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波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
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却与希
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
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
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
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
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杰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
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
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作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作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
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
。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
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
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
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
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
成为我的灾难”，７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
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
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
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
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
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处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
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
，没想到他来了”，她在２月１８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
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
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
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
压力：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
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
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
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３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
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
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
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
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５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到今晚１０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２５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３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
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
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日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
“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
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
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
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
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
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
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５月２３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
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
米大小的息肉。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
希特勒却甜睡了１４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
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
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
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
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于是遭拒）。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
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
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