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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游伴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便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25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着15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X)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X)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X)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绝。
1906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