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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俄国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放弃彼此向对方提出的赔款要求，并恢复贸易。如事先未与对方商量，一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会影响对方的经济协定。俄国需要现代技术；德国则决心违背凡尔赛条约限制军事力量的条款而又不引起设立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限制委员会的怀疑。列宁早已要求德国协助苏联改组红军，而国防军的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也巴不得同意。于是，两国的军方便加紧联系，来往密切。小小的德国军队开始训练红军，还从中学到了使用特种武器的知识。
这种合作的范围多广，影响又有多大，批评拉德诺的人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尽管他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给德国的重新武装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自己却被要求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德国人说成是个赤色分子，原因是他们与苏维埃人勾结。这是在给他脸上抹黑。事实上，由于他决心遵守在凡尔赛条约中许下的大得可怕的经济诺言，他早已成了对西方奴颜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个有钱的犹太人，纳粹又攻击他暗中为犹太人统治世界出谋划策。６月４日，这位天才的爱国者被两名“自由兵团”前成员用强盗式的办法暗杀。
同一天，巴伐利亚最可怕的行动分子交上了恶运，被捕入狱。希特勒对其追随者说：“２０００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这样将一个人拖赴刑场。”话刚说完，他就被抛进斯达德廉监狱，罪名是煽动暴乱。狱卒领他进了一间带洗手间的牢房，“友善地”指出，这间房子曾有许多名人住过，例如巴伐利亚著名戏剧家路德维希·托马，革命家库尔特·埃斯纳。拉德诺被害的消息并不使希特勒特别高兴。这种孤立的报复行动，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动却给他上了一堂安全课。此后，他车后装上了探照灯，使任何跟踪车辆的司机“睁不开眼”。
由于此次暗杀，魏玛政府仓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这是一部严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进右派的恐怖主义。它遭到了巴伐利亚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就在吵得不可开交时，希特勒从斯达德廉出狱。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隔绝的期间，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沸腾的思想。在约五星期的监狱生活中，除看书和思考外，别无他事。这使他得以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恐惧变成比较系统、目的性比较明确的理论。一出狱，他便不失时机地参与攻击《共和国保护法》。出狱当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锋利的讲演，题目叫《自由国家还是奴役》。表面上，这是针对新法的，实际上却是对犹太人及其独霸世界阴谋的痛斥。对犹太人为什么及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权力，他使用的材料从未如此丰富，效果从未如此强烈；也从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释过。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他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是犹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人，作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他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１９２２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度与恶毒，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犹太人的全权时，他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他望着空间，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就会大竖特竖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交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洗涮净尽！’”）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上。
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而合。”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欢喜若狂。
在尔后的两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８月１６日，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卍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成６个纵队，打着１５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共有１．５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讲演。起初，他讲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动人。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见希特勒）回忆说：“一会儿后，他的声调提高了，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他的声调使人感情紧缩，具有超凡的效果。”他似乎是另一个狂人——他摆动一双小手，闪着一双钢蓝色的眼睛，似在威胁恐吓，又似在恳求。卢德克不知不觉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似呆，似乎中了催眠术。猛然间，希特勒这个“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爱国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国男人身上产生的魅力，像是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赖以宣传神圣真理的福音。”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当晚，卢德克又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这次是在济尔卡斯·克罗纳。演讲结束后，卢德克经介绍与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头发蓬乱，满头大汗。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只破又脏的大衣。然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卢德克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４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６）
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１９２２年９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